本文原为维姆⁠·⁠文德斯于1977年⁠,即弗里茨⁠·⁠朗逝世的第二年所作的文章⁠。值朗逝世50周年之际⁠,我们翻译了这篇饱含着对这位作者的敬爱的文字⁠。

原文为德语⁠,本次中文翻译所据英文版题为 “⁠Death Is No Solution: The German Film Director Fritz Lang⁠”⁠,收录于Emotion Pictures: Reflections on the Cinema⁠,Faber & Faber⁠,London, 1989⁠;该英文版由 Shaun Whiteside 翻译⁠,并由 Michael Hofmann 协作完成⁠。

“⁠死亡不是解决办法⁠。⁠”弗里茨⁠·⁠朗在让–吕克⁠·⁠戈达尔1963年的电影《⁠蔑视⁠》[Le mépris]中曾有过这样一句台词⁠。在片中⁠,弗里茨⁠·⁠朗扮演他自己⁠,一位年迈的导演⁠。我曾读到过一篇1966年刊在《⁠电影手册⁠》上的弗里茨⁠·⁠朗访谈⁠,据他所说⁠,《⁠蔑视⁠》里的这句台词是他自发加进去的⁠,最初⁠,他想到这句台词⁠,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语境之中⁠。于是⁠,为找到这部电影的拷贝⁠,我疯狂地打电话给德国同僚——我打给了我能想到的所有人⁠,逢人就问⁠。我想听朗亲口说出这句我已记不清的台词⁠,也想弄清它出现的上下文⁠。结果⁠,整个德国竟然连一份这部电影的拷贝都没有⁠。英国也许会有⁠,法国肯定有⁠,但运过来需要等很久⁠。我已为此事孤注一掷⁠,只为能够亲耳听到弗里茨⁠·⁠朗说出这句“⁠死亡不是解决办法⁠”[“⁠La mort n'est pas une solution⁠”]⁠。现在我只好再另想办法⁠。此前⁠,凡是我能弄到手的关于弗里茨⁠·⁠朗的资料⁠,我都通读完了⁠。读得越多⁠,这种精神分裂般的现实越使我愤怒⁠:他还在世时⁠,无人在意⁠,死后他反倒名声大噪⁠。电视和报纸上的讣告总让我觉得有些不对劲⁠。我始终觉得⁠,人们在表达自己的宽慰时⁠,还传递出某种相反的东西——一种不安⁠。同时⁠,人们越是在高谈阔论朗对于电影及其语言发展之重要性⁠,就越像是在为自己开脱⁠。仿佛他一去世⁠,人们就想要尽快把他变成一个神话⁠。胡扯⁠。他的死亡不是任何事的解决办法⁠。事实是⁠,在德国⁠,弗里茨⁠·⁠朗受到的对待十分恶劣⁠。

《⁠蔑视⁠》里的弗里茨⁠·⁠

“⁠我逃离了德国⁠,也逃离了戈培尔[Joseph Goebbels]——他本想让我来管理德国电影工业⁠。能被允许居住在此⁠,并加入美国国籍⁠,我由衷地感到高兴⁠。那时⁠,我一句德语也不愿再说⁠。曾经⁠,我受到了极深的伤害⁠:并不是由于受到了人身攻击⁠,而是由于在德国发生的一切——我曾深深眷恋这个国家⁠,毕竟我的根在那里⁠。同时⁠,他们对德语这门语言所做的一切⁠,也深深伤害了我⁠。之后⁠,我便只阅读英语内容⁠。我翻阅大量报纸⁠,也看了些连环漫画⁠,感到颇受教益⁠。⁠”1

弗里茨⁠·⁠朗不仅在这里拍了他生涯最早期的电影⁠,他生涯末期的几部电影(⁠《⁠孟加拉虎⁠》[Der Tiger von Eschnapur, 1959]《⁠失落城市之旅⁠》[Journey to the Lost City , 1960]《⁠马布斯博士的一千只眼⁠》[Die 1000 Augen des Dr. Mabuse, 1960]⁠)也在这里拍摄⁠,也就是1958年到1960年期间⁠。他在拍那几部电影的时候⁠,脑中伴随着错误的预设⁠:“⁠我拍这些电影⁠,并不是因为我认为它们重要⁠,而是因为⁠,我希望如果其中一部能收获巨额票房⁠,《⁠M就是凶手⁠》[M — Eine Stadt sucht einen Mörder, 1931]那样⁠,我就会再次获得机会⁠,能让我不受限制地拍我想拍的东西⁠。但是事实证明⁠,我错了⁠。⁠”2

出自与彼得⁠·⁠博格丹诺维奇在贝弗利山的谈话⁠,《⁠弗里茨⁠·⁠朗在美国⁠》[Fritz Lang in America, Movie Paperbacks, Studio Vista, 1965]⁠。

同注释1⁠。

Der Tiger von Eschnapur, 1959

在一本有关弗里茨⁠·⁠朗的法语书籍中⁠,沃尔克⁠·⁠施隆多夫[Volker Schlöndorff]的一篇文章谈的正是这一时期⁠。

当时⁠,弗里茨⁠·⁠朗住在柏林的温莎酒店⁠。三年来⁠,他一直居住在柏林和慕尼黑的酒店里⁠。他已很久没有联系任何老朋友⁠,甚至也没有联系任何观众⁠。德国不会原谅流亡在外的国民⁠,这类人唯一受准许的回归时刻便是死亡之后⁠,最好是拿一座诺贝尔奖再回归⁠。每次出门⁠,朗都会觉得自己像个异国人⁠,所以他把自己锁在酒店房间⁠,接受隐姓埋名的跨国生活⁠。他将不得不再一次流放自我⁠,再一次加入那些身处法国和美国的流亡者⁠,只为重新探索德国⁠,这个他仍然热爱的国家⁠。3

吕克⁠·⁠穆莱[Luc Moullet]⁠:《⁠弗里茨⁠·⁠⁠》⁠,当代电影丛书[Cinéma d'aujourd'hui]⁠,Seghers出版社⁠。

弗里茨⁠·⁠朗本人说⁠:

“⁠两年前⁠,在德国工作了十四个月之后⁠,我终于彻底放弃了在德国再拍一部电影的想法⁠。在德国⁠,我不得不和一群难以容忍的人一起工作⁠。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守承诺⁠,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其它形式的承诺⁠;所谓的电影工业——如果还能用这个体面的词汇⁠,来称呼那仅剩的可悲残局的话(⁠它曾让德国电影闻名于世⁠)——现在掌管电影工业的人⁠,已经是前律师⁠、党卫军成员和天知道在卖什么的出口商了⁠。他们的主要工作便是促成合拍项目⁠,好让他们的账本在电影开工之前就稳赚不赔⁠。⁠”4

出自1964年在纽约的一次谈话⁠,由格蕾琴⁠·⁠温伯格[Gretchen Weinberg]整理⁠,刊于《⁠电影手册⁠》1965年8月号⁠。

也许⁠,对于这门同时作为工业的艺术而言⁠,德国的环境确实十分恶劣⁠;也许⁠,问题恰恰就在于此⁠。1924年⁠,朗写道⁠:

“⁠德国人可擅长把最简单的事情弄得复杂了⁠。现在⁠,他们试图给电影的大众普及性定罪⁠,称电影为供大众消费的产品⁠。在我看来⁠,这种态度纯粹是一种粗暴的不公⁠,对大众不公平⁠,也对电影自身不公⁠。电影的混合属性便是⁠:它既显得像一种工业产品⁠,其艺术使命又并未减损⁠。因此⁠,这自然也意味着⁠,大众能够以轻松而廉价的方式接触到电影⁠。⁠”5

《⁠电影报⁠》[Der Filmbote]⁠,维也纳⁠,1924年⁠。

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直到1976年——至少迟了十年——首本德语的弗里茨⁠·⁠朗专著才终于出版⁠。尽管如此⁠,又或是正因如此⁠,这本书是本好书——准确⁠、充满爱⁠、信息翔实⁠,还附有详尽的作品目录和参考书目⁠。

朗的遗作⁠:Die 1000 Augen des Dr. Mabuse, 1960

《⁠马布斯博士的一千只眼⁠》的拍摄期间⁠,朗一只眼睛失明⁠。1942年4月27日⁠,布莱希特在日记的开头写下了这段话⁠:“⁠⋯⋯他去找验光师了⁠。验光师遮住他的一只眼睛⁠,让他读出一些数字⁠。朗却说⁠:⁠’你得把灯打开我才看得见⁠。⁠’其实⁠,灯一直亮着⁠。现在⁠,朗知道⁠,或者说他怀疑⁠,他的另一只眼睛也将失明⁠,和他父亲经历的一样⁠。⁠”不过⁠,他最重要的眼睛——那只僵硬的眼睛⁠,那只电影之眼⁠,比一双极为灵敏的人眼所看到的东西更多⁠。亨利⁠·⁠方达曾抱怨说⁠,和肉眼观看相比⁠,朗更多时候是在通过摄影机观察演员的动作⁠。这样⁠,他便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目光⁠,拥有属于自己的视角⁠,以此把那些此前难以再现的过程转化为可识别的图像⁠。朗说⁠,自己从未在访谈中透露过私人生活⁠,但他也并不否定这样一种可能⁠:若是仔细观看他的电影⁠,观众或许能找到他私人生活的蛛丝马迹⁠,找到他拍电影的理由⁠。“⁠如果你全神贯注地观察朗的照片⁠,同时把照片拿得离眼睛足够远⁠,最后⁠,你只会看到一片闪烁发亮的单片镜⁠。⁠”(⁠弗里达⁠·⁠格拉费[Frieda Grafe]⁠)6

弗里达⁠·⁠格拉费[Frieda Grafe]⁠、恩诺⁠·⁠帕塔拉斯[Enno Patalas]⁠、汉斯⁠·⁠赫尔穆特⁠·⁠普林茨勒[Hans Helmut Prinzler]⁠、彼得⁠·⁠叙尔[Peter Syr]⁠:《⁠弗里茨⁠·⁠⁠》⁠,Hanser丛书208⁠,电影丛书7⁠,Carl Hanser出版社⁠,1976年⁠。

弗里茨⁠·⁠朗不得不让人把那本书读给他听⁠。他翻阅书页⁠,常常把书举到眼前⁠,想要看清图像的轮廓⁠。这让我想起⁠,他在一次访谈中说过⁠,他自己的手出现在他所有的电影里⁠。大多是插入镜头⁠,一只手拿着一份报纸或一本书的镜头⁠。自从读到这句话⁠,我发觉自己能更容易地想象他的姿态了⁠。很多他的电影我还没有看过⁠。我最早看到他的电影⁠,是在巴黎⁠;我当时就觉得它们非常陌生——至少比美国电影⁠、法国电影⁠,甚至俄罗斯电影都更为陌生⁠。因为⁠:它们是德国电影⁠,难以进入我的大脑⁠,因为当时我的脑子里装满了其他的图像和崇拜对象⁠,也装满了不同的“⁠父亲形象⁠”⁠。我内在的一切都在抵抗这些冷峻⁠、锐利⁠、解剖般的图像⁠,这些被可视化的思想⁠。“⁠镜头⁠”(⁠德语 Einstellung 兼有“⁠镜头⁠”“⁠态度⁠”之意⁠)的概念从未如此清楚地向我显现⁠,在任何其他电影中都没有过⁠。某人正在拍摄某物⁠,正在面对某物采取一种立场⁠,正在改变周遭的事物——改变事物⁠,改变时间⁠。只不过⁠,我们往往辨认不出那些离自己心灵太近的事物⁠。

朗电影里的手⁠:Dr. Mabuse, der Spieler, 1922
Das Testament des Dr. Mabuse, 1933

在一份日报中⁠,Filmverlag7为一部德国新片打广告⁠,引用了《⁠明镜⁠》周刊的一句话⁠。校样上写着⁠:“⁠自六别谦⁠、朗和茂脑以来最重要的德国电影之一⁠。⁠”8所有的字母仿佛联合了起来⁠,共同反抗这句话本身——也许是印刷工不愿同流合污⁠。当然⁠,这种关联根本就不存在⁠。我不认为在赫尔佐格⁠、法斯宾德⁠、施罗特⁠、米赫或其他任何人的电影中⁠,存在着一种可以回溯到那个时期的所谓传统⁠。我们的电影是全新的发明⁠,必然如此⁠,感谢上帝⁠。我想我知道为什么《⁠明镜⁠》请我来写朗了⁠:他出现在我的电影《⁠公路之王⁠》[Im Lauf der Zeit, 1976]⁠,片中人们谈到《⁠尼伯龙根⁠》[Die Nibelungen, 1924]⁠。你会看见他的两张照片⁠,其中一张正来自《⁠蔑视⁠》⁠。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一点⁠。在这部探讨德国电影意识的影片中⁠,那位逝去的——不⁠,那位被错过的父亲——以某种方式主动现身⁠,悄悄潜入⁠。

译注⁠:Filmverlag⁠:应指 Filmverlag der Autoren⁠,一家德国电影发行商⁠,1971年成立于慕尼黑⁠。

译注⁠:原文引用的广告中 Kubitsch 和 Muranu 存在明显拼写错误⁠,应为 Lubitsch(⁠刘别谦⁠)和Murnau(⁠茂瑙⁠)⁠,作者正是借此调侃⁠。

Im Lauf der Zeit, 1976

我对弗里茨⁠·⁠朗又了解多少呢⁠?只记得《⁠夜间冲突⁠》[Clash by Night, 1952]⁠,芭芭拉⁠·⁠斯坦威克[Barbara Stanwyck]的那句台词⁠:“⁠⁠,就是无处可去时⁠,你去往的地方⁠。⁠”我仍然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于是打电话给身在洛杉矶的塞缪尔⁠·⁠富勒[Samuel Fuller]⁠。我见过他一次⁠,他曾提供了很多我需要的帮助⁠。他住得离弗里茨⁠·⁠朗不远⁠,我知道他和朗是朋友⁠。他用一句简短的“⁠我喜欢他⁠”打断了我关于朗的愚蠢提问⁠,随后⁠,他告诉我他是如何得知弗里茨⁠·⁠朗去世的消息的⁠。有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了小吉恩⁠·⁠福勒[Gene Fowler Jr.]⁠,后者曾陪伴朗度过生命最后的时光⁠。小吉恩⁠·⁠福勒曾担任富勒许多电影的剪辑师⁠,也担任过朗的剪辑师⁠。

“⁠所以⁠,吉恩打算——因为不会有大型葬礼——他要把弗里茨⁠·⁠朗的老朋友全都召集起来⁠,我们大家一起喝个尽兴⁠,然后为他守夜[have a wake]⁠。⁠”面对我的追问⁠,他说⁠:“⁠守夜[wake]⁠,这就是老爱尔兰人的说法⁠。大家一起聊天⁠、寻开心⁠、大笑⁠,讲述死者生前的故事⁠。过几天我们就要这么做⁠。⁠”和他聊完之后⁠,我松了一口气⁠。那几个西海岸的老头自然会把一切处理妥当⁠,包括讣告和别的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他们会喝得酩酊大醉⁠,回忆起许多故事⁠。而死亡不是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