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 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 讲的是一位年轻女教师如何一步步走向失败。 我们采访了导演玛伦· 阿德和主演伊娃· 洛鲍， 聊到施瓦本人和巴登人， 聊到尴尬， 还有那个带着非现实色彩的结尾。
《 日报》 ： ， 你在电影里扮演的年轻教师梅拉尼什么都想做到最好。 要是你做学生， 会愿意这样的教师来教你吗？
伊娃· 洛鲍： 很难说。 一个柔软的人， 本身就容易让人忍不住去试探她。 她太轻信别人， 而且总是不给明确指示， 就连威胁要惩罚学生时， 说话都要先来一句“ 也许⋯⋯” 。 别人总能说服她改变主意。
《 日报》 ： ？
玛伦· 阿德： 本身没什么不好。 但是， 当教师就不能完全当自己。 你必须让孩子觉得你是货真价实的， 否则他们只会把你当成一个角色； 但与此同时， 你又得把自己的某些性格特点收起来。 梅拉尼太没有防备了， 她不会跟人斗心眼。 她还没学会那些小把戏。
《 日报》 ： “ 展示自己” 的角色？
玛伦· 阿德： 我不是教师， 不过我当时和那些学生一起拍摄， 很快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站在35个孩子面前， 害怕的时候肯定会有。 但我还能抓住“ 导演” 这个角色， 让自己稳住。 不过， 说“ 角色” 其实也不完全准确。 孩子一下子就能看出你是不是在装。 梅拉尼想摆出严厉的样子， 他们根本不信。 所以， 当教师还是得具备某些情绪上的条件。
伊娃· 洛鲍： 一方面， 你得立下一种所有人都得遵守的行为规矩； 另一方面， 又得根据每个孩子的情况分别应对。 她做不到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玛伦· 阿德： 教师毕竟不是专门负责管教孩子的人。 他们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 同时创造教学所需要的基本条件。 但走到这一步已经要花掉很多时间了。
《 日报》 ： ， 一个学生因为成绩不好生气， 往梅拉尼背上扔了一盒巧克力牛奶， 他妈妈居然还觉得没什么。 洛鲍女士， 你会不会有时候特别想改剧本？
伊娃· 洛鲍： 恰恰是这一点吸引了我。 那些学生甚至还得意地说： “ 这根本不算什么。 ”
《 日报》 ： 。
玛伦· 阿德： 她能跟谁承认呢？ 说到底， 她每次都是一个人走进教室， 然后门就在她身后关上。
《 日报》 ： “ 教师电影” 1 ， 教师的形象已经很少出现在德国电影里了。 即便出现， 要么就什么也不知道， 要么就政治正确到无可救药。 你的电影却认真地把女教师当成一个悲喜剧人物来塑造。 梅拉尼· 普勒施勒这个人很好笑， 可与此同时， 她的故事又像是在一路往下坠。
应指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西德非常流行的校园喜剧， 通常讲述学生恶作剧、 捉弄老师、 对抗学校权威等。 ——译注， 后同
玛伦· 阿德： 我最早写的剧本其实轻松得多， 也更偏喜剧， 故事就发生在学校里。 后来我又写了一个关于一段不对等的友谊的故事， 那时候还没有确定具体的社会环境和地点。 里面有个女人特别想和另一个女人成为朋友， 于是开始一步步越过界限。 后来这两个故事慢慢融合得很好。 它们都有悲伤， 也都有幽默， 虽然到现在我觉得它大概已经不再是一部喜剧了。
《 日报》 ： ？
玛伦· 阿德： 找到一个合适的收尾并不容易。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 最后还要再发生一件“ 大事” ， 而且观众看了那么多写实的东西之后， 最终要被留在这样一个画面里， 它向他们说明： 刚才看到的是一部电影。 对我来说， 那个画面本身就像终于可以松下来、 往后一靠。
伊娃· 洛鲍： 对我来说， 那是电影的奇迹， 而不是一场自杀戏。
《 日报》 ： 。 在你的电影里， 方言占了很重要的位置。
伊娃· 洛鲍： 我其实还想把这种地域特色再夸张一点2 。 所谓那种“ 亲切随和” ， 恰恰是这里最麻烦的地方， 因为故事讲的是一个来自施瓦本的女人搬到巴登去生活。 我说施瓦本方言， 孩子们说巴登方言。 从地域文化来说，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巴登人和施瓦本人本来就互相看不太顺眼， 这算是电影里的一个小梗。
施瓦本和巴登如今均隶属都属巴登–符腾堡州， 但传统上具有完全不同的地域刻板印象： 施瓦本人勤劳、 拘谨， 巴登人热情、 爱社交。
《 日报》 ： ， 很少会出现这种通过语言表现地域性格的东西。 拍摄时， 你需要坚持一定要保留方言吗？
玛伦· 阿德： 完全可以拍一部电影， 专门讲斯图加特的文化教育部， 他们吃主菜时总要上一杯施瓦本葡萄酒， 只有到了甜点才肯换成巴登葡萄酒3 。 我虽然是巴登人， 但其实很喜欢听施瓦本方言。 这个故事要求这个人物来自一个稍微远一点的地方， 远到足以让她显得像个外来者。 我觉得这让人物更有层次。 施瓦本方言有一种把事情说得轻巧、 娇小化的感觉： 什么都带着一点“ 有点儿” “ 小小的” ——甚至有点刻意讨好。 电影里的很多笑点都来自这种感觉。
斯图加特是巴登–符腾堡州首府， 位于施瓦本地区， 这里是说吃饭也要按地域政治来安排。
《 日报》 ： 。 是不是正因为那些小小的没有分寸的举动， 梅拉尼这个单身女人才始终无法重新建立起新的生活关系？ 她是不是个尴尬的人？
玛伦· 阿德： 我写的时候根本没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我实在太喜欢这个人物了。 我更在意的是她的情感视角， 以及这个人物自己的内在逻辑。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人会觉得另一个人“ 尴尬” 。 这其实和你自己有很大关系。 我甚至不知道梅拉尼自己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尴尬。
《 日报》 ： 。 她近乎执迷地想让这个邻居成为自己的朋友。 她的整个故事， 是不是就建立在这种执念之上？
伊娃· 洛鲍： 应该是的。 不过我并不觉得这部电影无路可走。 她并没有对所有人撒谎， 她主要是在骗一个男同事， 因为她不想让这个人进入自己的生活， 也不想变得像他一样。 其实他们很相像。 可到了最后， 他认真地问了她一个问题， 而她也认真地回答了。 那时， 她的视野就打开了一点。 如果这个故事还要继续拍下去——拍成《 梅拉尼· 普勒施勒2》 ——那她已经会是另一个人了。 剧本里其实还有一些老朋友， 她会和他们打电话； 她也有父母， 会在她搬家的时候来帮忙。 她只是想在卡尔斯鲁厄真正安顿下来， 她把这当成了自己的一项任务。
《 日报》 ： ？
玛伦· 阿德： 瓦莱斯卡· 格里泽巴赫的电影《 我的星辰》 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和我们有相似之处。
Mein Stern , 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