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讲的是一位年轻女教师如何一步步走向失败。我们采访了导演玛伦·阿德和主演伊娃·洛鲍，聊到施瓦本人和巴登人，聊到尴尬，还有那个带着非现实色彩的结尾。
《日报》：洛鲍女士，你在电影里扮演的年轻教师梅拉妮什么都想做到最好。要是你做学生，会愿意这样的教师来教你吗？
伊娃·洛鲍：很难说。一个柔软的人，本身就容易让人忍不住去试探她。她太轻信别人，而且总是不给明确指示，就连威胁要惩罚学生时，说话都要先来一句“也许⋯⋯”。别人总能说服她改变主意。
《日报》：柔软是一件不好的事吗？
玛伦·阿德：本身没什么不好。但是，当教师就不能完全当自己。你必须让孩子觉得你是货真价实的，否则他们只会把你当成一个角色；但与此同时，你又得把自己的某些性格特点收起来。梅拉妮太没有防备了，她不会跟人斗心眼。她还没学会那些小把戏。
《日报》：所以她得学会扮演一个“展示自己”的角色？
玛伦·阿德：我不是教师，不过我当时和那些学生一起拍摄，很快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站在35个孩子面前，害怕的时候肯定会有。但我还能抓住“导演”这个角色，让自己稳住。不过，说“角色”其实也不完全准确。孩子一下子就能看出你是不是在装。梅拉妮想摆出严厉的样子，他们根本不信。所以，当教师还是得具备某些情绪上的条件。
伊娃·洛鲍：一方面，你得立下一种所有人都得遵守的行为规矩；另一方面，又得根据每个孩子的情况分别应对。她做不到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玛伦·阿德：教师毕竟不是专门负责管教孩子的人。他们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同时创造教学所需要的基本条件。但走到这一步已经要花掉很多时间了。
《日报》：电影里，一个学生因为成绩不好生气，往梅拉妮背上扔了一包可可粉，他妈妈居然还觉得没什么。洛鲍女士，你会不会有时候特别想改剧本？
伊娃·洛鲍：恰恰是这一点吸引了我。那些学生甚至还得意地说：“这根本不算什么。”
《日报》：梅拉妮从来不肯承认自己遇到了困难。
玛伦·阿德：她能跟谁承认呢？说到底，她每次都是一个人走进教室，然后门就在她身后关上。
《日报》：自从那批“教师电影”1之后，教师的形象已经很少出现在德国电影里了。即便出现，要么就什么也不知道，要么就政治正确到无可救药。你的电影却认真地把女教师当成一个悲喜剧人物来塑造。梅拉妮·普勒施勒这个人很好笑，可与此同时，她的故事又像是在一路往下坠。
应指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西德非常流行的校园喜剧，通常讲述学生恶作剧、捉弄老师、对抗学校权威等。——译注，后同
玛伦·阿德：我最早写的剧本其实轻松得多，也更偏喜剧，故事就发生在学校里。后来我又写了一个关于一段不对等的友谊的故事，那时候还没有确定具体的社会环境和地点。里面有个女人特别想和另一个女人成为朋友，于是开始一步步越过界限。后来这两个故事慢慢融合得很好。它们都有悲伤，也都有幽默，虽然到现在我觉得它大概已经不再是一部喜剧了。
《日报》：为什么要安排这样一个带有非现实色彩的结尾？
玛伦·阿德：找到一个合适的收尾并不容易。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最后还要再发生一件“大事”，而且观众看了那么多写实的东西之后，最终要被留在这样一个画面里，它向他们说明：刚才看到的是一部电影。对我来说，那个画面本身就像终于可以松下来、往后一靠。
伊娃·洛鲍：对我来说，那是电影的奇迹，而不是一场自杀戏。
《日报》：德国南部的方言向来给人一种亲切随和的印象。在你的电影里，方言占了很重要的位置。
伊娃·洛鲍：我其实还想把这种地域特色再夸张一点2。所谓那种“亲切随和”，恰恰是这里最麻烦的地方，因为故事讲的是一个来自施瓦本的女人搬到巴登去生活。我说施瓦本方言，孩子们说巴登方言。从地域文化来说，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巴登人和施瓦本人本来就互相看不太顺眼，这算是电影里的一个小梗。
施瓦本和巴登如今均隶属都属巴登–符腾堡州，但传统上具有完全不同的地域刻板印象：施瓦本人勤劳、拘谨，巴登人热情、爱社交。
《日报》：德国的作者电影里，很少会出现这种通过语言表现地域性格的东西。拍摄时，你需要坚持一定要保留方言吗？
玛伦·阿德：完全可以拍一部电影，专门讲斯图加特的文化教育部，他们吃主菜时总要上一杯施瓦本葡萄酒，只有到了甜点才肯换成巴登葡萄酒3。我虽然是巴登人，但其实很喜欢听施瓦本方言。这个故事要求这个人物来自一个稍微远一点的地方，远到足以让她显得像个外来者。我觉得这让人物更有层次。施瓦本方言有一种把事情说得轻巧、娇小化的感觉：什么都带着一点“有点儿”“小小的”——甚至有点刻意讨好。电影里的很多笑点都来自这种感觉。
斯图加特是巴登–符腾堡州首府，位于施瓦本地区，这里是说吃饭也要按地域政治来安排。
《日报》：但这种好脾气同时也酿成了相当失控的局面。是不是正因为那些小小的没有分寸的举动，梅拉妮这个单身女人才始终无法重新建立起新的生活关系？她是不是个尴尬的人？
玛伦·阿德：我写的时候根本没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实在太喜欢这个人物了。我更在意的是她的情感视角，以及这个人物自己的内在逻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人会觉得另一个人“尴尬”。这其实和你自己有很大关系。我甚至不知道梅拉妮自己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尴尬。
《日报》：故事最后越来越集中到梅拉妮和蒂娜的关系上。她近乎执迷地想让这个邻居成为自己的朋友。她的整个故事，是不是就建立在这种执念之上？
伊娃·洛鲍：应该是的。不过我并不觉得这部电影无路可走。她并没有对所有人撒谎，她主要是在骗一个男同事，因为她不想让这个人进入自己的生活，也不想变得像他一样。其实他们很相像。可到了最后，他认真地问了她一个问题，而她也认真地回答了。那时，她的视野就打开了一点。如果这个故事还要继续拍下去——拍成《梅拉妮·普勒施勒2》——那她已经会是另一个人了。剧本里其实还有一些老朋友，她会和他们打电话；她也有父母，会在她搬家的时候来帮忙。她只是想在卡尔斯鲁厄真正安顿下来，她把这当成了自己的一项任务。
《日报》：你觉得自己的电影和其它某些德国电影有关联吗？
玛伦·阿德：瓦莱斯卡·格里泽巴赫的电影《我的星辰》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和我们有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