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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蒂的视角常常是由不同意义上的混淆连串组成的。塔蒂的眼睛能发现很微妙的混淆，他能把混淆提升到一些令人非常惊讶的层次。
在《我的舅舅》[Mon Oncle, 1958]的一个镜头里，酒馆外面，大家互相招呼一起去喝酒；最后，一个人对着摄像机或者后面的摄影师远远挥手，意思是：你也来喝酒！在这里，人物和非人物的界限混淆了（需要注意，这完全可以是一个广告片手法[详见后文]）。
在《玩乐时间》[PlayTime, 1967]的一个场景中，一个工人在擦玻璃，他旋转窗户的方式使得玻璃里映出的大巴车看上去在前后倾斜；此时，车上的人也发出惊呼，抓紧椅子，东倒西歪。此处，世界的空间与镜头的射影空间混淆了。
在各种地方，塔蒂让人物和器物组成好笑的形状（《我的舅舅》中，二楼的人头在窗户里面形成一对漫画式的眼睛，盯着下面的人），而如果我们停下来反思他们怎么会做出这些动作，就会发现——显然，这是不可能的。这是社会的规则世界与隐喻/喜剧的规则世界之间的混淆。
此外，塔蒂也让“主人公”的概念发生混淆。如石新雨所说：于洛并不是一个非常有权威性的人，他常常退居场景之外，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消失，让别的人物暂时替代他的位置。滑稽也是平等的。
混淆可能是最悠久而优雅的喜剧动力，正如诗里最悠久的修辞手法可能是隐喻。如果在电影里把隐喻真的演出来呢？可能会变成非常刻意的那种“文学”影像——就像布努埃尔的作品中比较不好的那些——或者僵死、概念先行的戏剧；仿佛只需要读一读镜头描述，就已经不需要再去看电影本身了。而最好、最吸收了电影特质的做法，大概就是塔蒂这样温柔的混淆–喜剧——如果只看描述，喜剧就什么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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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写不下去了，因为我又感觉到，塔蒂的调度语法和词汇某种意义上来源于广告片。一开始，作品中对此的运用比较简单；观看这样的作品和观看一堆连续的广告片或许没有什么区别，除了广告片是正向的，而他拍的常常是反向的——广告片拍摄事物正常运转，而喜剧片拍摄事物错误地运转。实际上，除了这些讽刺性的部分，他也确实拍摄真诚的（正向）的部分，而这和一般意义上的广告片更没有太大区别了。他的绚丽颜色和布景（包括其中假假的感觉），还有连续的音乐，都是从广告片特性中原封不动拿来的部分。这可能并不是一个缺点，但肯定不是他的优点。然而，他没有停留在这个浅显的、可称为是电视小品的层次。
于洛先生是一个倔强的草根式形象，他的喜剧性完全来自于他并不忧伤这一点；这反而证明，忧伤是每部塔蒂电影的必然成分。⋯⋯我猜想，塔蒂不是一个思考很多的人；他按直觉操作，直觉就是他的思想。一旦仔细思考，他反而会搞不清楚；比如，他后来把《于洛先生的假期》[Les Vacances de M. Hulot, 1953]重剪得很糟——而且去掉了最忧郁的镜头：回程火车上两位游客看照片笑——这可能可以说明问题。但是电影的正常生长具有这样的逻辑：于洛越是忽略这种忧伤，它越是被挤出来，一般是在最后得到表达。在《我的舅舅》里面，这种忧伤的呈现最不令人满意，它完全落到了一种不恰当的宣传片式保守主义上，最终是为了建立一种完全感伤主义的人物形象而服务。时代在变化！我必须被放逐！怀念我吧！（塔蒂与保守主义的问题在其它电影里被相对弱化了，但也不是说不存在。）
也许不一定要将其叫做忧伤。但无论叫什么名字，它至少是一种彻底反广告片的情感，它至少彻底拒绝与任何广告片的表层语义学合作，无论是正向还是反向的广告片。实际上，它是和广告片垂直的：它作为一个新的轴击碎了这种表层语义学。因为它让人意识到，表层秩序之下的忧郁远非不存在，甚至实际上是内生的。
也许塔蒂的直觉–思想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到了《玩乐时光》的某些部分和《交通意外》[Trafic, 1971]的许多部分，他所化用的事物逐渐从广告片的表意效果转变为了广告片的神秘性；或者，也许这两者并没有直接联系，只能说这是一种线索，表明他在意这些东西。《交通意外》可能是他最极端的作品；里面的大量片段可以说完全使用了广告拍法（汽车本身显然本来就是最带有广告感的影像元素之一），但这部影片却是他最奇异、最富有神秘性的一部，在气质上接近了杜蒙：充满着意义的扰动，令人不安的、带有非人气质的扰动。
仅从最表面举一个例子。如果说卓别林的一些电影自愿进入布罗卡氏失语症（铜管乐器替代词语）的领域，那么塔蒂则着迷于韦尼克氏失语症和错语症[paraphasia]。这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意外》的音轨中交错着不可能听清的法语、英语、荷兰语和德语，也不仅仅只是在说语言；实际上，在这部电影中再也没有任何东西保持着它们原来的意思，再也没有任何东西是清晰的。无论是公路边绝对希区柯克式的田野，还是宇航员登月的新闻画面，全都变成了某种完全陌生的东西。（回到语言上，我们也能在销售经理玛丽亚的错乱的话语中直观感觉到这一点。她说一种奇异混杂的英语和法语：当她想说“我将会迟到”[Je serai en retard]的时候，她实际上说的却是“I will be retarded”1。）
感谢友邻JeanChristophe在资料馆观影时向我指出这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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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舅舅》里最好的事物之一是狗，虽然这也没有被完全发挥好。狗为这部电影带来了一部分自由，即使塔蒂同时也在训练动物做出精心安排的动作序列——对他的作品来说，这不一定是坏事，只要那种陈腐而安全的感伤主义主旨意识还没有浮现上来。因为动物往往扮演了自动写作的引擎，而塔蒂在敏感的时候会注意到并且呵护这一点：在接近结尾的时候，有一只狗朝天看了看——这只是一个很小的细节——而塔蒂此时在音轨里配了飞机的声音。这个（微观）情节并非是“荒诞”的，因为飞机的出现本身没有任何难以置信之处；但它强烈地显现为一种自动写作，因为它公然不承认自己扮演着任何无论是情节上、惯例上还是主旨/意识状态上的作用，或者与这些东西有任何联系。它甚至不显得是有意的（而比如洪常秀电影中的大多数元素，无论意义多么不明显，仍然都显得是“有意”的——当然，这也不是在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