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女性与电影⁠》[Frauen und Film]第23期⁠,1980年4月⁠,第14–22页⁠,分两部分⁠,由桑德与乌拉⁠·⁠施特克尔[Ula Stöckl]合写⁠。本文翻译了其中桑德写作的第一部分(⁠14–18页⁠)⁠。

前言

赫尔克⁠·⁠桑德[Helke Sander⁠,1937-]是德国战后电影中极具独立性的女性电影作者⁠、社会运动家和教育家⁠。早年在芬兰从事戏剧和电视工作之后⁠,她回到西柏林学习电影⁠。1969年毕业以后⁠,她越来越多地把女性的劳动⁠、身体和日常生活带进自己的创作⁠,反复触及劳动⁠、身体⁠、历史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然而⁠,她的工作很少只停留在摄影机内部⁠,而是始终同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绑在一起⁠:她参与创办“⁠妇女解放行动委员会⁠”⁠,参与“⁠儿童商店⁠”[Kinderläden]的自主托儿实践⁠;而她的电影⁠,正是从这些现实生活中长期无处安置的事物开始——家务⁠、生育⁠、身体⁠、工作⁠,以及那些因为过于日常而鲜少被认为值得成为电影的经验⁠。《⁠伊莲娜的奖金⁠》[Eine Prämie für Irene, 1971]⁠、《⁠全面退化的人格⁠》[Die allseitig reduzierte Persönlichkeit — Redupers, 1978]⁠,以及后来的《⁠主观因素⁠》[Der subjektive Faktor, 1981]等作品⁠,正是从这些具体经验中一点点生长出来的⁠。

赫尔克⁠·⁠桑德⁠,1968年

然而⁠,她提交给电视台和资助机构的许多计划屡屡未被拍成⁠。多年以后回看⁠,这些被搁置的项目反而构成了另一条创作线索⁠:它们记录的并不只是失败⁠,而是一位导演在电影尚未发生之前⁠,与制度⁠、题材和自身位置之间的不断协商⁠。那些未完成的电影并没有简单地消失⁠:它们以剧本⁠、项目书和拒绝信的形式留下痕迹⁠。1974年⁠,桑德又创造了另一个可以说话的地方⁠:《⁠女性与电影⁠》[Frauen und Film]杂志⁠,也就是后来刊登本文的杂志⁠。在桑德主持的早期⁠,杂志中的标题和正文中的字母皆以小写出现⁠,否认那种默认的⁠、理所当然的⁠、大写的秩序⁠。也就是说⁠,这份记录自己如何一次次被拒绝的清单⁠,最终没有等待哪个机构替它找到位置⁠,而是发表在她亲手创办的刊物上⁠。

《⁠女性与电影⁠》杂志创刊号

我们一直很喜欢桑德的电影⁠,也因此对这些电影周围留下来的东西格外好奇⁠。《⁠遭拒的故事⁠》恰好保存了它们尚未消失⁠、却也尚未获得影像的那个时刻⁠:她回顾了自己多个提交给电视台和电影资助机构却最终未能实现的计划⁠,由此将个人的创作经历与当时影像生产的现实条件并置起来⁠。重要的也许不是一一清点那些没有拍成的电影⁠,而是观看它们尚未成为电影时的状态⁠:剧本⁠、构想⁠、申请⁠、拒绝⁠,以及一个女性创作者如何逐渐认识到⁠,在一部电影能够被观看之前⁠,已经有许多人替它决定过什么可以进入画面⁠,什么不可以⁠。

—— 夏萝


下文所列出的都是我提交给电视台或各类电影资助评审机构的项目⁠,而且无一例外全部遭到拒绝⁠。有的是已经写成的剧本⁠,有的是详细的项目梗概⁠,也有剧本构思⁠。具体年份我已经记不全了⁠,因为那时我对这些事情还没有系统的规划⁠。多数项目我只投过一次⁠,即使投给电视台⁠,至多也只试过两家⁠。原因在于⁠:其一⁠,我没有钱一次次复印方案寄出去⁠,更不用说买车票亲自登门介绍⁠;其二⁠,我也会放弃⁠。总要在门外低声下气地求见让我觉得难堪⁠,而且我根本不知道该去找谁⁠。我几乎不了解电视台或评审机构内部怎样运作⁠,也没有时间去打听⁠;那些懂这些事的人也没有告诉我⁠。我常常琢磨这是为什么⁠,因为我并不认为他们一定怀有恶意⁠。我觉得这些事情只有我不知道⁠,对别人而言都属于常识⁠。此外⁠,我也不习惯这种屈辱的自我推销⁠,至少在我刚回到这里的头几年是这样⁠。我在芬兰为剧院和电视台做的作品都有人重视⁠,从来不用我自己操心⁠,这让我一直以为事情本就该如此⁠。

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开始拍电影时我已将近三十岁⁠。作为戏剧导演⁠,我相当有自信⁠,因为我连续执导多年并且取得成功⁠,正朝着成为事业有成的职业女性迈进⁠,却自愿中断了这条职业道路⁠。我出于各种原因离开剧场⁠,但绝不是因为找不到工作⁠。最后我在芬兰的一家电视台担任正式聘任的导演⁠,可以自己选择要执导的剧目⁠。可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因为我不再适应那套体制⁠,一切对我来说都太顺利⁠。我一向对自己想做什么⁠、怎样工作有很明确的想法⁠,却对金钱毫无概念⁠。例如⁠,我甚至不知道从外地到电视台工作可以领取差旅费⁠,而我当时穷得难以置信⁠。可只要能做自己想做的工作⁠,并把它坚持下来⁠,我就很幸福⁠。如今想来⁠,那些差旅费大概也为我备好了⁠,只是我没有去领⁠。别人又无法想象竟会有人能无知到这种地步⁠,所以也没有人向我解释⁠。这种愚蠢大概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经历⁠,而且至今仍影响着我与资助机构打交道时那种笨拙的方式⁠。比如⁠,我总拿自己与境况比我更差的人相比⁠,而不是反过来⁠。因此我觉得自己过得很好⁠。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有两条裙子⁠,而不是像别人一样只有一条⁠,那是因为有一次轰炸时我够机灵⁠,把两条裙子叠穿在身上⁠。我的意思是说⁠,我长期置身于真正的贫穷之中⁠,但这从未被我清楚地意识到⁠,因为我拿它与战后时期的贫困相比⁠,而不是与当时通行的生活标准相比⁠。直到别人对我的生活方式作出反应⁠,我才注意到这一点⁠。我也模模糊糊地知道⁠,自己的经济状况总比别人或同行差⁠,似乎缺少别人拥有的某种东西⁠,也就是对金钱那种理所当然的亲近或兴趣⁠。与此同时⁠,我对那些只谈钱的人抱有抵触情绪⁠,而且我的周围环境又带有某种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气质⁠,这些都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状态⁠。

Der Beginn aller Schrecken ist Liebe, 1984

这种匮乏意识的匮乏后来给我造成了麻烦⁠。当我再也找不到工作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发现自己太骄傲⁠,不愿听那些过去连给我当导演助理我都不会要的人对我指手画脚⁠,数落我这回又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对⁠。最令我恼火的是——我很少能圆滑地把这种恼火咽下去——他们甚至还想把自己掌握资金分配的权力说成是某种客观判断⁠。我完全能够理解有人对我说⁠:“⁠我一年只有这么多钱可以支配⁠,只能拍这么多部电影⁠;现在摆在我面前的这些方案中⁠,我更喜欢这些⁠,而不是您的⁠。⁠”对此我无话可说⁠,因为这类事情不可能有一种绝对的公正⁠。我唯一能够期待的是⁠,编辑或资助者尽可能诚实地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可我憎恶的是⁠,有人开始要说服我⁠:“⁠这次的东西大概确实不行⁠,这一点您自己也得承认吧⁠。⁠” 或者⁠:“⁠这根本不具政治性⁠。⁠”等等⁠。换言之⁠,我并不想剥夺他们的审美趣味判断⁠,可是他们偏要把这种判断包装成上帝的旨意⁠。

别人或许更容易接受这种情况⁠。若不是我此前多年一直拥有成功的职业经验⁠,我也许能以不同方式应对⁠。我并不后悔中断那一切⁠,但我当时本不该那么谦逊⁠,我不该以学生身份申请柏林德国电影电视学院(⁠这意味着整整三年我还得在学业之外全职工作用来养孩子并偶尔雇人帮忙⁠)⁠,而是该直接申请去当讲师⁠。虽然我没有电影经验⁠,却有长期同演员合作的经验⁠。与某些讲师的资历相比⁠,当时的我无论如何都完全有资格登上讲台⁠。可是我又对专业技艺有一种敬畏⁠。直到今天⁠,我仍认为这种敬畏本身是没什么问题的⁠。只是在现实生活中⁠,它常常显得不合时宜⁠,也不实用⁠。看着许多毫无这种敬畏之心的江湖骗子⁠,一个人便难免偶尔怀疑⁠:当初那些所谓“⁠高尚无私⁠”的决定⁠,是不是就是一种愚蠢⁠。

令我的处境更加困难的是⁠,自1969年我从柏林德国电影电视学院毕业后⁠,我递交的都是明确带有女性主义立场的项目⁠,但没有人要⁠。当时妇女运动刚刚起步⁠,我也投入大量精力参与推动它的发展⁠。换言之⁠,我自己的关注与精力一直在工作和妇女运动之间切换⁠,有时还明显偏向妇女运动⁠,我想把这种一直在电影中尝试的事情在现实中实现⁠。此外⁠,我还有一种不肯迁就现实的时间观念⁠。若是当初更机灵些⁠,我所提交的一些项目肯定已经拍成了⁠。例如⁠,1969年若有人告诉我⁠:“⁠今年没有资金了⁠,要等两年以后才能拍⁠”⁠,我会想⁠:我现在写好的东西怎么能两年后再拍⁠?到那时我肯定早已向前走了很远⁠。我的坦诚让我没能抓住机会⁠。当然⁠,我本该先答应下来⁠,等两年后再去拍别的东西⁠。

Die allseitig reduzierte Persönlichkeit — Redupers, 1978

以下这些遭到拒绝的项目⁠,即使有幸收到答复⁠,对方大多也会说我的项目“⁠不具政治性⁠”⁠。我还得听他们引述马克思⁠。要不是这真的如此打击我⁠,整件事简直就是一出荒诞剧⁠。直到今天⁠,编辑或部门负责人仍会否认自己曾经对提交的项目梗概或剧本不作答复⁠。这根本不是事实⁠;但若要逐一举证⁠,就会耗费太多精力⁠、时间和金钱⁠。如今⁠,我几乎成了电影行业里一个出了名的失业者⁠。

1.

1969年⁠,向北德广播公司[NDR]提出拍摄一部影片⁠,记录当时正在兴起的德国妇女运动⁠。遭到拒绝⁠,理由为我本人是女性⁠,因此不可能客观地处理这一题材⁠。后来G.博特拍摄了相关影片1⁠。参见《⁠女性与电影⁠》[Frauen und Film]第2期的评论⁠。

应指Gerhard Bott拍摄的《⁠男人必须走向敌对的生活⁠》[Der Mann muss hinaus ins feindliche Leben]⁠。

《⁠女性与电影⁠》第二期

2.

项目梗概[Exposé]⁠,1970年⁠:《⁠母亲们的时代⁠》[Die Zeit der Mütter]⁠。原本设想为一套由多部影片组成的系列⁠。第一部拟讨论有关史前史以及所谓“⁠自然⁠”劳动分工的理论⁠,同时考察现存社会中母权制形态的遗存⁠,以及这些遗存能否用来解释古代史的发展⁠。我曾花了相当长的时间⁠,研究生命从单细胞生物演化到现代人类的整个历程——可以说⁠,这算是我的一项业余爱好⁠。但我始终没有时间把自己的研究所得写成文字或拍成影片⁠。我希望⁠,影片项目获得资助的同时⁠,我的研究工作也能得到支持⁠。第二部将讨论猎巫时期⁠。第三部讨论美国妇女运动的发端⁠,以及这一运动如何从妇女参与争取黑人解放的废奴运动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第四部将讲述那些后来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悉数遭到杀害的法国妇女⁠。第五部则计划表现约1840至1860年间德国妇女运动的萌芽⁠。第六部拟讨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谓“⁠无产阶级⁠”“⁠女性主义⁠”两派妇女运动之间的论争⁠,并分析导致两派形成尖锐对立的种种矛盾⁠。这一部分将以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和莉莉⁠·⁠布劳恩[Lily Braun]的生平为线索展开⁠。我对此已经形成了一些论点⁠,希望借此解释⁠,或者至少揭示⁠,社会主义运动出于自身利益考量推动了妇女运动的分裂⁠。到第七部时⁠,我希望可以使用一些纪实影像和档案资料⁠。我还想找到几位尚在人世的女性⁠,记录她们的回忆⁠,以此表现魏玛时期不同派别的妇女之间的论争⁠,她们如何试图以反法西斯联盟来抗衡各党派之间的分裂⁠,以及这些努力最终的失败⁠。最后一部将讨论德国新妇女运动⁠,尤其是围绕反对第218条2而展开的各项运动⁠。

指德国《⁠刑法典⁠》[Strafgesetzbuch, StGB]第218条“⁠终止妊娠⁠”⁠。该法律1871年设立⁠,原则上全面禁止堕胎⁠,将其视为刑事犯罪⁠。1927年承认医学适应症例外⁠。纳粹时期对该法律进行了优生学阐释⁠。反对该条款及其限制⁠,是1970年代西德妇女运动的重要议题⁠。在多次改革尝试后⁠,宪法法院判定堕胎原则上仍违法⁠,但符合特定条件不予处罚⁠。

Clara Zetkin

我并不打算非得独自完成所有这些影片⁠,事实上我也根本做不到⁠,因为它们涉及的材料极其庞杂⁠,时间跨度也极大⁠。不过⁠,我至少希望这些构想能够引起各家电视台的兴趣⁠,哪怕只是出于教育政策方面的考虑⁠,或者说出于多元化的考虑⁠。毕竟当时根本没有影片涉及这些题材⁠。我原以为⁠,这种兴趣至少足以促使电视台先资助一两个剧本⁠。然而⁠,结果毫无反响⁠。我甚至没有机会和任何人就此深入谈一谈⁠,也没有得到哪怕一点指点⁠,告诉我这样的方案究竟应以什么形式提交才可能获得支持⁠。

当然⁠,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我根本不知道剧本应当怎样写⁠,也不知道怎样才算以合适的形式提交⁠。直到今天⁠,这仍是电影学院教育中的一个问题⁠。大多数学生只有在真正碰上它时才会意识到⁠,而教师们几乎从不加以重视⁠。电影学院鼓励学生采取的方法是⁠,事先并不需要费力写成一份完整定稿的剧本⁠,就可以最终完成一部影片⁠。我认为这很好⁠。然而⁠,如果拿不出一份合乎规范的剧本⁠,几乎不可能从任何机构得到哪怕一芬尼的资助⁠。这是一个两难困境⁠。我也是在现实中一次次碰壁之后⁠,才真正认识到它有多么严重⁠。可我自己也无法按照那种方式工作⁠。

我的创作方法也有其可取之处⁠:至少⁠,我还从未用这种方法拍出过一部后来彻底失败的影片⁠。我的作品也许并非每一部都特别出彩(⁠许多拍摄条件也实在太差⁠)⁠,但我从未拍过一部需要为之羞愧的作品⁠;从观众的反响来看⁠,也没有哪一部彻底碰壁⁠。例如⁠,那部关于避孕药的影片《⁠避孕药带来自由吗⁠?⁠》[Macht die Pille frei?]播出后⁠,我们收到了许多来信⁠。观众一度希望把这部影片安排到德国公共广播联盟[ARD]的第一频道中播出⁠,可它却就这么从荧屏上消失了⁠。不过⁠,这些经历起初都只能由个人独自承受⁠。往往要过上几年⁠,人们才会从中看出某种关联性⁠。对我来说问题还在于⁠:不仅电视台的节目编辑不重视我⁠,与我共事的左翼同事也不再支持我⁠。这种支持几乎就在我成为女性主义者的那一刻中止了⁠。随后⁠,我还听到了这样的指责⁠:我的电影会分裂工人阶级⁠。今天听来⁠,这当然令人发笑⁠;但这一切所耗费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人生岁月⁠。而当时为数不多的女性电影工作者⁠,要么也有着同样的烦恼⁠,只是因为彼此不认识而对此无从知晓⁠,要么相信自己完全可以独自把所有事情处理好⁠。直到最近⁠,人们才逐渐认识到⁠,这种想法其实是错误的⁠。

3.

《⁠红色的日子⁠》[Rote Tag, 1972]⁠。我原计划是想拍一部有关月经的影片⁠,其中囊括当时人们对月经已有的一切认识⁠,包括事实⁠、神话⁠、梦境以及各种风俗习惯⁠。(⁠其设想中的素材类型和范围⁠,大致相当于后来《⁠勇气⁠》[Courage]杂志月经专号所收录的内容⁠。⁠)为了推动这个项目⁠,我起初独自寻找愿意支持它的电视台⁠,后来又与埃德娜⁠·⁠波利蒂[Edna Politi]一道奔走⁠。项目始终没有走出起步阶段⁠。电视台的人只是稍微听我们介绍了一阵⁠,同时流露出些许嫌恶⁠,就把我们转给了健康类电视杂志栏目⁠,只肯给十分钟的节目时长⁠。而每一份这样的项目梗概背后⁠,都投入了数周⁠、有时甚至数月的工作⁠。

4.

《⁠肢解还是完整⁠》[Geviertelt oder im Stück, 1973?]⁠。这是一份较为详尽的项目梗概⁠。影片拟围绕三个重点展开⁠,将纪录性材料与虚构性重构结合起来⁠。第一部分将考察当时已经为人所知的⁠、不同文化中对女性身体实施的各种残割与毁损——无论这些文化广为人知还是鲜为人知⁠,其中也包括阴蒂切除等残割女性生殖器的做法——并试图由此讨论女性身份问题⁠。影片所涉及的身体毁损遍及女性全身⁠,从头到脚⁠。第二部分⁠,我想借助图像⁠、照片⁠、绘图和叙述材料⁠,以情景再现的方式搬演19世纪中叶德国作家马尔维达⁠·⁠⁠·⁠迈森布格[Malwida von Meysenbug]讲述的一段经历⁠:她第一次独自乘火车出行⁠。这段叙述深深打动了我⁠,因为她准确地写出了⁠,女性是如何一步步学会那些对男性而言早已理所当然的事情的⁠。第三部分则拟从前两部分出发⁠,联系当代女性的处境⁠,得出相应结论⁠。我设想将这一部分拍成纪录片⁠,以妇女运动的参与者为主体⁠。预计制作成本为20万德国马克⁠。

Malwida von Meysenbug

5.

1973年提交给西德广播公司[WDR]的项目⁠:我计划采访德国第一波妇女运动中仍然健在的女性⁠,请她们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为这段历史留下见证⁠。这个项目遭到了拒绝⁠。一年后⁠,同一编辑部推出了一套和我此前提出的那些方案相近的系列节目⁠。

6.

一部以第218条为题材的犯罪片⁠,剧本已经完整写成⁠。得到的答复是⁠:“⁠这种题材没法拍成犯罪片⁠。⁠”后来的《⁠过度杀戮⁠》[Overkill]项目又得到了同样的说辞⁠。

7.

《⁠吕西斯特拉忒⁠》[Lysistrata, 1975]⁠:剧本已经创作完成⁠,关于喷气旅行时代[Jet-Set-Alter]的爱情⁠。按当时估算⁠,制作成本约为70万德国马克⁠。影片围绕自我认同问题展开⁠,包括年长女性与年轻男性之间的关系⁠、性别角色定式以及性方面的自我意识与自信⁠。此外⁠,它还试图探讨现代交通工具对情感关系的影响⁠:距离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们如何跨越距离⁠?跨越距离又取决于哪些外部条件⁠,例如停电或罢工⁠?身处其中的人又如何理解并应对这一切⁠?

8.

在妇女运动举办的各种活动中⁠,我偶尔会拍下一些胶片或录像素材⁠,但一直没有经费对其进行剪辑⁠,甚至连任何后期处理都做不了⁠。许多本来很有记录价值的场合⁠,要么没有钱租用拍摄设备⁠,要么缺少能够提供帮助的人⁠。很长一段时间里⁠,根本找不到女性摄影师和录音师等专业人员⁠;可许多活动又不允许男性进入⁠。这便造成了一系列新的难题⁠:尤其是在不得不依靠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进行拍摄时⁠,所摄录素材的质量很难得到保证⁠。

Die allseitig reduzierte Persönlichkeit — Redupers, 1978

9.

《⁠过度杀戮⁠》[Overkill]⁠:这是我与爱德华⁠·⁠措赫[Edward Zoch]合写的第一稿剧本⁠。曾提交给多家电视台和其他机构⁠。虽然无一例外遭到拒绝⁠,但拒绝的理由却自相矛盾⁠:从称其为“⁠出色的文学作品⁠”⁠,到反问“⁠您难道不知道明年就要举行联邦议院选举了吗⁠?⁠”⁠,再到责问⁠:“⁠怎么能偏偏把女性解放这一主题同政治上如此敏感⁠、极易引发争议的题材结合起来⁠!⁠”

10.

《⁠主观因素⁠》[Der subjektive Faktor]⁠。这个项目没有被拒绝⁠,原则上甚至已经获得认可⁠,但实际推进起来却困难重重⁠。对方没有按照事先商定的那样与我签订影片制作合同⁠,而是要求我先签署一份剧本合同⁠。问题在于⁠,一旦签署这份合同⁠,我便会自动让渡我对剧本的全部权利⁠。仅靠电视台提供的资金不足以完成这部影片⁠,因为它原计划拍成一部院线电影⁠。按照剧本所规划的制作方案⁠,该项目本来符合申请西柏林电影资助的条件⁠,也能够达到资助所要求的“⁠柏林效应⁠”[Berlineffekt]⁠。然而⁠,德国电视二台[ZDF]“⁠小电视电影⁠”[Das kleine Fernsehspiel]编辑部已经不再资助要求先在影院上映⁠、之后再在电视播出的影片⁠;而柏林电影资助⁠、德国电影促进局[FFA]的资金⁠、联邦内政部[BMI]的电影资助以及德国青年电影委员会[Kuratorium junger deutscher Film]等资助渠道⁠,却又都以院线优先上映为前提⁠。预计制作成本约为50万德国马克⁠。

Der subjektive Faktor, 1981

我在 Tip 3(⁠1980年第5期⁠)上读到一篇对托马斯⁠·⁠布拉施[Thomas Brasch]4的访谈⁠,谈及他那次“⁠波澜不惊地从东德转往西柏林⁠”的经历⁠。我和其他许多长期遭受或曾遭受着这种不成文的职业封锁的女性一样⁠,也对来自民主德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感到着迷⁠。令人着迷的不只是他们都能迅速得到支持(⁠这当然是喜闻乐见的⁠)⁠,还在于东德男性转往西方时的整个情境也骤然照见了所谓的“⁠男性特权⁠”⁠:他们身边的女性总会一同被逐出境⁠,有时甚至还不止一位⁠,鲁道夫⁠·⁠巴罗[Rudolf Bahro]便是如此⁠。然而⁠,反过来的情形却闻所未闻⁠。不过⁠,无论如何⁠,托马斯⁠·⁠布拉施在访谈中说得如此自然⁠,仿佛这一切再理所当然不过——而恰恰是这种理所当然的口吻⁠,令一些女性着迷⁠:“⁠在民主德国⁠,情况就是这样⁠:我写的东西既不能出版⁠,也不能上演⁠。至于其中的缘由⁠,有些我也能够理解⁠。⁠”

一份西柏林城市文化杂志⁠。

德国作家和电影导演[1945-2001]⁠,生于英国⁠,幼时随左翼父母前往东德⁠。1976年移居西柏林⁠。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女性又能移居到哪个国家去呢⁠?当然⁠,这纯粹是一个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