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1月回顾

里维特⁠:为了再次相遇

文|宇宙兔

一次又一次地⁠,我们再次回到《⁠论卑劣⁠》[De l⁠’abjection]⁠。对我们来说⁠,在其最为严厉与决绝的论断中⁠,似乎蕴含了贯穿一个人乃至无数人的生命的⁠,最为坚固而闪耀的东西⁠。像达内所说的那样⁠,这篇几乎是公理性的批评⁠,包含了某种让我们毫不犹疑地相信⁠—⁠⁠—⁠即使我们从未看过《⁠零点地带⁠》[Kapo, 1960]⁠—⁠⁠—⁠以至于可以将其奉为教条的信念⁠,“⁠我们自己选定的起源⁠”⁠。

因为一个镜头就否定一部电影⁠,谁可以这样做⁠?我们可以⁠。恰恰是里维特让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对恐怖的表现需要最为严肃的对待⁠,因为世界再也不同以往⁠。我们或许曾经在纳博科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评中也发现了类似的东西⁠:一个词语⁠,一个或许是最不起眼的用词⁠,恰恰可以暴露作家卑劣的一面⁠。在那之前⁠,极少有人这么做过⁠;在那之后⁠,我们再也无法以同一种眼光看待世界⁠。

里维特的批评制造了一种断裂⁠,对我们来说⁠,就仿佛在历史的星座中⁠,一颗恒星诞生了⁠,它比其他星辰要更为闪耀⁠;一个名字盖过另一个⁠,它的诞生使宇宙再也无法维持自身的进程⁠。但无论如何⁠,里维特的本意或许并非如此⁠。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断裂的启示并不是由里维特一个人完成的⁠:在他之前⁠,有吕克⁠·⁠慕莱[Luc Moullet]和戈达尔⁠,正是他们对推轨镜头之道德属性的坚决论断才使得《⁠论卑劣⁠》得以诞生⁠。每次对立场的宣示都是对历史轨迹的敲击⁠,这种积蓄终于在里维特那里得到了突显⁠。这是友谊的实现⁠,一个名字永远是无数名字的交织显现⁠。早期的《⁠电影手册⁠》正是这种友谊的明证⁠:正因为每个人都对朋友⁠、对那些(⁠尽管可能是以难以察觉的方式⁠)剧烈地影响了自己的东西保持着忠诚⁠,集体的政治才获得了力量⁠,思想才转化为行动⁠。

正是因为这种忠诚⁠,我们才看到里维特在电影创作中是如何不遗余力地抹去自己的名字⁠。他总是与演员们共同工作⁠,谦逊地把权力分享给每一位朋友⁠。“⁠里维特⁠”这个签名中⁠,每个笔画都已经是多的⁠。我们从中可以辨认出熟悉的名字⁠:朱丽叶⁠·⁠贝尔托⁠,布鲁⁠·⁠欧吉尔⁠,让娜⁠·⁠巴利巴尔⁠,巴尔扎克⁠,奈瓦尔⁠⋯⁠⁠⋯⁠每个笔画都已经是无数姿势的互相给予⁠。就里维特在作品中的职责来说⁠,“⁠守夜人⁠”的称号颇为合适⁠。永远保持清醒的守夜人⁠,守护着所有的名字⁠,使得它们在黑夜中能够相互拥抱而不致于消溶⁠⋯⁠⁠⋯⁠使奈瓦尔痛苦的“⁠无法制造的书⁠”⁠,对里维特来说并不是问题⁠,因为作品并不因其制作的完成而走向终点⁠。也许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里维特反驳达内说⁠:“⁠我从来不是孤独的⁠!⁠”⁠—⁠⁠—⁠就算是在孤身一人的时候⁠,他也从不孤独⁠。

当然⁠,这种忠诚也不可避免地带来痛苦⁠。为了维持一种批评立场⁠,里维特不得不取代侯麦成为主编⁠。但友谊并不因此走向终点⁠:从里维特在侯麦介绍下与巴尔扎克的相遇(⁠别忘了《⁠出局⁠》中的客串⁠!⁠)⁠,以及由70年代的《⁠塞琳与朱莉出航记⁠》[Celine et Julie vont en bateau, 1974]和80年代的《⁠北方的桥⁠》[Le Pont du nord, 1980]到2003年的《⁠幻爱钟情⁠》[Histoire de Marie et Julien, 2003]的一系列与菱形影业的合作⁠,再到里维特对《⁠人约巴黎⁠》[Les rendez-vous de Paris, 1995]毫无保留的赞赏⁠,我们都可以看见友谊的持续⁠。《⁠塞琳与朱莉出航记⁠》⁠,里维特⁠、巴贝特⁠·⁠施罗德[Barbet Schroeder]⁠、⁠·⁠杜歇[Jean Douchet]⁠,这些因为对友谊的坚守不得不分开的人为了作品重聚在一起⁠。对在我们的生命中往往存在的那些难以共存的东西⁠,即使面对着无可弥合的分裂⁠,我们也要对其保持忠诚⁠—⁠⁠—⁠从里维特的生命中⁠,我们看到这种信念最无可置疑的体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作品也是如此⁠。那些他在青年时期倾注了自己的狂热为其写作的作者们⁠—⁠⁠—⁠⁠·⁠雷诺阿⁠、沟口健二和弗里茨⁠·⁠⁠,我们在他的作品中一再与这些名字重新相遇⁠。在里维特的电影中⁠,一切都必须以最极端而分裂的方式共存⁠:朗的阴谋与精确⁠、雷诺阿的泰然任之⁠,以及沟口的“⁠转调的艺术⁠”[un art de la modulation]⁠。或许我们应当把沟口放置于最中心的位置⁠,因为正是他让里维特能在一个镜头中从一极转向另一极⁠:从玩乐到暴力⁠、从戏剧到现实(⁠然后再返回⁠⋯⁠⁠)⁠、从男性到女性⁠、从生命到死亡⁠⋯⁠⁠⋯⁠两极是如此不可弥合⁠,只有作者的忠诚与爱才能为它们找到那个“⁠中间地带⁠”⁠。我们通过这些作品⁠,重新与里维特的批评相遇⁠,正如我们通过他的批评重新发现了他的电影⁠。甚至⁠,电影同时也是一种批评⁠,是对他所热爱的作品的调和与再造⁠。

在分裂中寻找形式是困难的⁠,或许我们不应当追求任何完满⁠。在里维特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到他对那些不平衡⁠、不完整的东西的热爱(⁠正如他在讲述《⁠高低脆弱⁠》[Haut bas fragile, 1995]的起源时所说的那样⁠,这部作品来自于他对那些快速拍摄的小成本歌舞片的热爱⁠)⁠。当我们提及作品的序列或者说“⁠身体⁠”⁠,也必须明白不存在完成的作品⁠,也不存在整全的身体⁠。作品及其序列必须迎来终结⁠,是因为死亡在终点等待着作者⁠。或许很少有像里维特这般被死亡萦绕的作者⁠—⁠⁠—⁠究其一生⁠,他所追求的⁠,也许就是如何为死亡而创作⁠。无论是在《⁠论卑劣⁠》⁠,还是在最为明快轻盈的《⁠高低脆弱⁠》⁠,我们都能找到死亡的痕迹⁠。对他来说⁠,带着必须的审慎去表现身体⁠,就是为了从死亡手中拯救生命的尊严⁠。

死亡永远在那里⁠,作为作品之完成的不可能性等待着作者⁠。因此思想也永远不能停止在自己的劳作⁠。《⁠守夜者雅克⁠·⁠里维特⁠》[Cinéma, de notre temps: Jacques Rivette – le veilleur, 1990]⁠,当里维特与达内交谈时⁠,我们看见他的手是如何疯狂地舞蹈⁠;同时⁠,我们也许会想起他在在对《⁠高度怀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1956]的著名评述《⁠⁠》[La main]中对那只在赦免的边缘停驻的宁静而庄严的手的论述⁠。这两只手是如此地不同⁠,但它们又在一种思想的的舞蹈中一同显现⁠,就好似要从死亡的重负中高高跃起一般永不停息地旋转⁠。

生命与作品共同向前奔流⁠,但它们也从未摆脱死亡⁠。里维特的作品中⁠,那些尚未出生的角色⁠—⁠⁠—⁠《⁠决斗⁠》[Duelle, 1976]中的两位女神⁠,或是《⁠高低脆弱⁠》中的伊达⁠,她们难道不正也是里维特生命的主题化吗⁠?前者只能在人间停留短暂的四十天⁠,后者尚未找到自己的起源⁠;前者通向牺牲与死亡⁠,后者则通向遗忘与生命⁠。两位女神的相遇是被指定的宿命⁠,伊达的旅程则是被指认的命运⁠。

伊达的遗忘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过程⁠,她接受了自己的遗忘⁠,生活终于开始了⁠。然而⁠,里维特却在晚年逐渐忘记了自己的一切⁠。伊达出生了⁠,里维特却缓慢地步向死亡⁠。“⁠你让我想起了某个人⁠⋯⁠⁠⋯⁠⁠”⁠,现在看来⁠,这句台词似乎显得过于残酷⁠。对一个决心铭记死者⁠、对抗那种与死亡同谋的遗忘的人来说⁠,这难道不是最恐怖的惩罚吗⁠?那两位女神⁠、那个电话中的无身体的声音⁠,这些阴谋者在他的电影中总是说⁠:我们还会再见的⁠,我们明天见⁠;可是⁠,我们也知道⁠,在里维特的电影中⁠,属于人们的明天往往带着一个“⁠但是⁠”⁠。这是对非整全的生命之流的拥抱⁠。然而里维特自己却慢慢地被剥夺了这一权利⁠。在这一事实面前⁠,我们的言辞似乎是无力的⁠。

但我们仍然有话要说⁠。正是里维特使我们相信⁠,爱能使我们跨过死亡再次相遇⁠。《⁠幻爱钟情⁠》的开头⁠,朱利安先是梦见了与玛丽的重逢⁠,然后真的在现实中遇到了她⁠。第二次重逢与辨认是如此迅捷⁠,在一种平静的喜悦中几乎是机械式地展开⁠。这一重复意味着什么呢⁠?朱利安并不知晓玛丽的死亡⁠,即使他却在梦境中触碰到了这一晦暗的事实⁠;但同时⁠,这一梦境也无可否认地确认了他的思念⁠,我们可以相信对玛丽来说也是如此(⁠或许正是朱利安的梦召唤了玛丽⁠)⁠—⁠⁠—⁠那些生活中我们称为预感的东西⁠,或许正是源于我们无可比拟的爱⁠。正因如此⁠,重逢才获得那超越一切的速度与正确性⁠;而在结尾⁠,当属于两个人时间再次开始流动⁠,我们也能够相信遗忘之后爱仍然会找回自己⁠。

在里维特逝世十年后的今天⁠,世界正在飞速下坠⁠。战争的恐怖让我们想起里维特永远无法摆脱的童年时代⁠。也许正是为了对抗这种恐怖⁠,我们需要不断地呼唤里维特的名字⁠:为了重申一种伦理立场⁠、一种批评⁠、一种生命⁠,为了对抗遗忘⁠。我们这些幸存的人⁠,我们这些还能够拿起笔和摄影机的人⁠,必须开始写作⁠、开始拍摄⁠,去发现新的爱与友谊⁠,在游戏与虚构中发现穿越幻象的力量⁠,并在自己的劳作中与里维特重新相遇⁠。今天很糟⁠,是的⁠!但是⁠: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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