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有段时间⁠,我细致地重看了《⁠夜以继日⁠》后⁠,再次深深为滨口的影像魔力所倾倒⁠,于是兴致勃勃地去找了一些相关的材料来看⁠,注意到了莲实重彦的“⁠日本电影第三个黄金时代⁠”这一观点⁠。而在一系列对所谓“⁠第三黄金时代⁠”一批日本电影导演的评论中⁠,一段对三宅唱的评介让我印象尤为深刻⁠,指出了他的作品明显区别于包括滨口龙介在内的其他同批导演的去社会/时代语境的特点⁠,称其具有情感与影像的纯粹性⁠。

我之前也看过三宅唱导演的前几部长片作品⁠,印象都不算差⁠。恰逢他的新作《⁠惠子⁠,凝视⁠》去年在柏林与日本本土都好评如潮⁠,于是这部电影上线流媒体后⁠,我就第一时间抱着强烈的好奇心观看了⁠。

坦白说⁠,整个观影过程中我的态度产生了一次非常大的颠覆⁠:在影片的前半段⁠,我以为自己看到了三宅唱一以贯之的作者性在后疫情时代的剧烈变化⁠;但随着影片进行与观影结束后对三宅唱过往访谈资料的阅读⁠,我逐渐感到⁠,《⁠惠子⁠,凝视⁠》恰恰是三宅唱目前导演生涯中最丰沛地贯注着他创作原则与动机的一部作品⁠,“⁠惠子⁠”这一形象⁠,也是三宅唱本人作为电影作者这一身份的镜像投射⁠。

被三宅唱在电影创作中流露出的一如既往的坚定深深打动⁠,我终于决心要写下这篇影评⁠,并且决定以他的早期作品《⁠回放(Playback)⁠》命名⁠,作为对他影片中呼应的呼应⁠。

《⁠惠子⁠,凝视⁠》讲述了什么故事呢⁠?我想大部分电影简介都会告诉你⁠,它讲述了一个先天失聪的女孩小河惠子如何身负个人障碍⁠、拳馆波折与时代危机⁠,跌跌撞撞地在职业拳手之途上实现对价值的探寻的故事⁠。而我会将它分为三重意义来展现——语言的故事⁠,联结的故事⁠,存在的故事⁠。

⁠·⁠ 语言的故事

第一次观看的时候⁠,尽管不是佩戴耳机接收声音⁠,我已经感受到《⁠惠子⁠,凝视⁠》的音效处理与普通影片的不同⁠。不仅仅是标志着影片中心运动的拳击声⁠,人物训练与活动的摩擦声⁠、物件接触移动的碰撞声⁠、室外公共场所嘈杂的环境音⁠、甚至相机翻看相册的按键声⁠,都是十分饱满⁠、丰厚⁠、具有包裹性与环绕感的⁠。

三宅唱在访谈中提到⁠,“⁠影片中对于声音设计的部分⁠,是根据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能够听见声音的体验来安排的⁠。⁠”体现在听感上⁠,它呈现出一种简洁与丰盈的共存⁠,即每一有用的音源都被谨慎地⁠、干净地收取⁠,而后精心叠加在一起⁠,形成最终具有高度清晰性⁠、解析性⁠、层次感的“⁠有意识⁠”的听感⁠,像是三宅唱在用声效手段⁠,解构与重组着我们普通人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听觉世界⁠。

出于相似的特殊感官体验⁠,观影时我一直联想到娄烨的电影《⁠推拿⁠》⁠。在这部主要聚焦视力障碍者的影片中⁠,娄烨也做了存在感极强⁠、被称“⁠能让视障人士通过听力‘⁠看完⁠’电影⁠”的细腻声音设计⁠。而两部影片的对比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对于《⁠推拿⁠》拍摄的视障群体来说⁠,敏锐的听觉是他们身上实实在在的生理特性⁠、感官补偿⁠,影片的声效是对他们主观听觉的模拟⁠;但对于失聪的惠子而言⁠,世界是寂静的图景⁠,三宅唱如此设计的意义何在呢⁠?

怀抱着这个最初的疑问⁠,我继续着对电影的观察⁠。当听觉被取缔⁠、无法言说⁠,惠子是通过哪些特殊的“⁠语言⁠”来与世界交流的⁠?逐渐可以发现⁠,三宅唱在片中对于惠子经历的不同“⁠语言⁠”交流形态做了细致的⁠、功能性的特异区分⁠,并以这种差异性划分着围绕她建立的人际关系⁠。

片中首先出现的⁠、惠子身边大部分维持在社会身份关系层面的人⁠,都是不会手语的⁠,比如两家拳击馆的教练⁠、同事与路遇的陌生人⁠。他们不是徒劳地向惠子进行重复的喊话与夸张的比口型⁠,就是通过写字板与她交流⁠,因而他们试图对惠子传递的信息⁠,总是以一种物质性的指令方式被接收⁠,惠子能给出的反馈也往往是微乎其微⁠、消极甚或逃避的⁠。

这样充满隔阂的语言环境⁠,直观地展现出了惠子在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时刻孤立的情境⁠,后期少数人物做出的学习手语的尝试⁠,则代表了从隔阂彼端靠近她的世界的善意⁠。

而除却这种间接的交流后⁠,作为一个拳击手⁠,惠子是以她的肢体——手去与世界发生直接接触的⁠。以此为媒介⁠,三宅唱在影片中也通过“⁠手⁠”的变奏演绎着身体表达的多样性⁠。

手首先是有自己的语言的⁠。惠子身边能通过手语交流的对象屈指可数⁠,最具代表性的是和弟弟的交流⁠。沟通语言的无碍与血缘关系的纽带⁠,让惠子与弟弟的交谈能够区别于旁人⁠,难得地进入“⁠聊天⁠”模式与感性交流的层面⁠,弟弟会向她转述妈妈看比赛时的表现⁠,会询问她打拳击的原因与烦恼的事情⁠,两个人通过手语交流时⁠,是存在情感体验的接触的⁠。

同时⁠,三宅唱也关注到了演员肢体动向的暗示性——例如二人建立交谈时相机在彼此手中有推及⁠、递予的轨迹⁠,不欢而散时弟弟收回了放置在两人之间的马克杯后才离开餐桌——简单肢体动作的纳入⁠,建立在片中以“⁠手⁠”为交流媒介的基础上⁠,立刻就点亮了语言体系⁠,使其愈加鲜活起来⁠,在我看来可以比拟蔡明亮电影中身体叙事的高效性⁠。

有趣的是⁠,惠子与弟弟的大部分手语交谈是以普通字幕的方式呈现含义的⁠,但其中却穿插了全片仅有的两次默片式间幕⁠,都出现在两人交谈氛围凝重⁠、未达成有效沟通的时刻⁠,间幕不仅丰富了影片语言形式⁠,还以对影像的间断帮助营造了情绪上的压迫感⁠。

而另外两次特殊的手语交流⁠,分别出现在惠子与母亲⁠、与女性好友之间⁠。

惠子与母亲的隔阂⁠,由母亲看到她赛后接受拍摄的尴尬场景时扭头走开已得以窥见⁠,她对拳击的执著在母亲眼中是任性鲁莽⁠、一意孤行的表现⁠,母亲未曾试图理解过她内心无法言说的需求与寄托⁠。母女二人在火车站分别时⁠,母亲边卖力地打着手语⁠,边恨铁不成钢地一字一句质问⁠,能否止步于此⁠,放弃职业拳手这条艰难的路⁠,她的手势被明媚的阳光映照⁠,在惠子身上形成了深色的⁠、阴郁的投影⁠,仿佛是所有亲子关系中父母对子女的否定⁠、质疑之阴霾的实体化⁠。

对比鲜明地⁠,惠子在与两位女性好友交流时⁠,不仅肢体互动亲密无间⁠,而且也是片中唯一一段没有给出字幕的戏⁠。她们的语言在此刻筑起了一种绝对的同谋关系与排他性⁠,仿佛可以看到三人在如鱼得水的自在交谈中吐出的透明气泡⁠。

与此同时⁠,惠子的手更是拳击手的武器⁠。大概所有看过影片的观众⁠,都会对她与教练练习乒乓靶的镜头印象深刻⁠,在连续的⁠、动态的击打中⁠,拳头碰撞发出的砰砰邦邦声极富韵律感⁠,映衬着惠子情不自禁流露的少见的生动表情⁠,如同她用身体⁠、用挥拳的方式对世界发出的宣言⁠、唱出的歌谣⁠。

惠子对弟弟“⁠说起⁠”过⁠,出拳的感觉很好⁠,对她而言⁠,拳击正是一种与世界接触⁠、与附近人事建立交流的方式——专注观察的“⁠眼⁠”成为耳蜗⁠,出拳的“⁠手⁠”成为声带⁠,通过这两副凝视与反应的器官⁠,惠子就掌握了独属于自己的语言⁠。就此可以说⁠,三宅唱在这部电影中对于手的运用⁠,呈现出了比较丰富的维度⁠,若拿它与《⁠驾驶我的车⁠》等片中的手语部分作对照⁠,我觉得也是不遑多让的⁠。

然而到这里⁠,片中复杂的语言系统仍未结束⁠,还存在着一组极其特殊的关系⁠,就是惠子与影片的第二位主角——荒川拳击馆的会长之间的语言交流⁠。

这位对惠子有知遇之恩的会长⁠,作为不懂手语的普通人⁠,却从未在与惠子的交流中表现出窘迫⁠,他会自说自话般对着失聪的惠子吐出大段大段的语句⁠,但不可思议的是⁠,惠子却能领会他所言的含义⁠,并作出仅有的发声——“⁠是⁠”的回答⁠。从会长接受采访时的转述⁠,到他叮嘱惠子谨慎考虑最后一次比赛的事宜⁠,再到他病重入院后由爱人代为转达对惠子比赛的期待⁠,可以发现⁠,惠子仅仅对会长一人发出过有声的应答⁠,且每一次都是肯定的表态⁠。

对惠子来说⁠,这位唯一接纳了她成为职业拳手的会长⁠,一定程度上化身为了她与常人世界建立联系的桥梁⁠、她摸索理想形状的引路人⁠,因此⁠,二人之间存在的看似难以理解的语言交流模式⁠,实际代表了一种退却语言的符号与仪式规范的⁠、心灵层面的共鸣⁠。

最终⁠,在三宅唱搭建的整座立体⁠、直观⁠、感官性的语言之阁中⁠,惠子与会长的交流关系闪耀着光芒⁠,凝铸为阁顶欲飞的金像⁠;以此为路径⁠,也引入了影片的第二层意义——联结的故事⁠。

⁠·⁠ 联结的故事

影片前半部分⁠,三宅唱用了很多视听上的设计塑造惠子孤立⁠、封闭的处境⁠。她的感情与思考⁠,如同她每一次出神凝视时沉静的姿态⁠,观者几乎从未能进入她的视角⁠、她的主观意识⁠,而仅能居于外部观看⁠,这一特点在影片的几条构图逻辑中体现得尤为显著⁠。

影片开场的第一个镜头⁠,即为惠子伏案书写时⁠,面孔在镜中的映像⁠。狭小封闭的镜框将她带伤的面容禁锢其中⁠,引导着之后全片里对于“⁠镜子⁠”这一装置的使用⁠。不论在家中⁠、拳馆还是工作的酒店房间⁠,在影片大部分出现镜子的镜头里⁠,惠子的身影总是孤单地映现在镜面中⁠,除了她的剪影主体⁠,没有任何其他人物与她同时出现在镜像内⁠。

同样⁠,在片中大量固定景深镜头中⁠,惠子也常常孑孓独身⁠、形影相吊⁠,甚至可以发现⁠,除了与会长交流时⁠,惠子与其他所有人物同框⁠,几乎总是以其中一方(⁠多为对方角色⁠)出画作为结尾⁠,而不能以双方同在的形态收束⁠。

最具代表性的是多次出现的家中餐桌的构图⁠,惠子的背影孤单地夹于极具压迫感的两爿门框间⁠,即使她的弟弟与她交谈⁠,最后在该景别中也会离场⁠,留下她独身静坐⁠。哪怕与亲密的女性好友聚会后⁠,共同穿过马路时⁠,三宅唱也决绝地抹去了另外两人的身影⁠,令惠子独自走入人流⁠、渐行渐远⁠。

然而⁠,对比鲜明地⁠,惠子与会长发生交流的镜头⁠,却并未遵循这一原则⁠,二人拥有大量同框镜头⁠,同时惠子在片中第一次与他人同时⁠、均衡地出现在镜像中⁠,也是发生于与会长在拳击馆对镜练拳时⁠。她的人格在整体叙事中的转变⁠,正是由此开始的⁠。

为什么惠子与会长的关系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显而易见的方面⁠,会长在采访中曾经说过⁠,“⁠我没有孩子⁠”⁠,而在惠子的家庭关系中⁠,“⁠家长⁠”——尤其是父亲——的角色也是缺席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二人之间构成了一种父女似的关系模式⁠,惠子会在河边晨练时站在会长身后模仿他的动作⁠,与会长练拳时毫无防备地露出小女孩般娇憨的笑容⁠,都表现出她对这一“⁠父亲⁠”式形象的依赖和信任⁠。

而进一步来看⁠,失聪的年轻拳击手⁠,与潦倒拳击馆的衰老会长⁠,这两个身份间还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同位关系⁠。

在电影据以改编的真实原型中⁠,作为日本第一位听障的女性职业拳手⁠,小笠原惠子女士也曾遭遇过很多拳馆的拒绝⁠,直到她最终遇见了一位眼睛看不见的拳馆馆长⁠,也就是片中荒川会长的原型人物⁠。片中体检时⁠,会长视力衰弱的症状也十分明显⁠。一位失聪者⁠,与一位近乎失明者⁠,两人都缺乏着感知世界的某种至关重要的感官能力⁠,如同背负重壳的蜗牛⁠,却仍在通过拳击这项运动向外界伸展着孤注一掷的触角⁠,二人之间构成了互相理解⁠、支撑的同理心⁠,也就建立了超越他人的坚固联结⁠。

而这根链条的另一端⁠,就是难以为继的“⁠荒川拳击馆⁠”⁠。就会长所言⁠,这家由父亲传下来的拳馆是日本最老的拳击馆⁠,其装潢对比片中出现的另一家拳馆明亮⁠、现代化的环境来看⁠,也明显饱经风霜⁠、陈旧不堪⁠。因为疫情⁠、学员流失与恶化的病情⁠,会长在苦撑后不得不选择结束营业⁠,就像体检时医生以“⁠水滴石穿⁠”来比喻疾病对身体的缓慢侵蚀⁠,荒川拳击馆正如老人摇摇欲坠的病躯⁠、惠子存在诸多短板的肉身⁠,在人间明暗中风雨飘摇着⁠。

从这一角度看⁠,惠子与会长在拳馆对镜练习的夜晚⁠,是一副无比伤感而动人的画面——两个有相同抱憾的个体⁠,在同样境遇的空间内⁠,达成了一种命运共享与近乎悲壮的意志传承⁠。在故事的结尾⁠,这种传承也停落在会长交予惠子的那顶旧得发白的棒球帽上⁠。

以两人这一“⁠命运共同体⁠”般的联结为根⁠,整部电影其实就是处于孤立之境的惠子逐渐生发出与他者联结的枝桠⁠、最终长成的一棵树⁠。当弟弟试图询问她的烦恼时⁠,惠子曾经做出过“⁠谈话解决不了我的问题⁠” “⁠就算说出来⁠,也总是要一个人面对⁠”这样的表达⁠,在长年累月的孤独与不被理解的状态中⁠,惠子已经习惯于独自对现实挥拳⁠,拒绝⁠、或者说不敢信任和依靠“⁠附近⁠”他人的力量⁠。

这里存在一个非常有趣的设喻——在比赛中⁠,惠子是接收不到教练⁠、裁判的指令与观众的反应的⁠,设身处地地思考一下这种心境⁠,就让人感到可怕的孤独——在一片寂静中⁠,未知比赛时限的情况下⁠,仅能于局限的视野内⁠、以自己个人的判断力⁠,孤绝地向陌生且凶猛的对手挥拳⁠。

受残障限制⁠,拳击⁠,本就是这样一件极端孤独的事情⁠,对自言“⁠也不是很坚强⁠”的惠子来说⁠,必然需要费劲心力才能坚持⁠,所以当身边环境剧变⁠,令她感到会长“⁠放弃⁠”了拳馆之时⁠,她终于陷入了一种深渊般的绝境⁠,拒绝了大家替她寻找新拳馆的善意⁠,也差点放弃了比赛⁠,切断与外界仅有的联结⁠。

所幸⁠,与会长之间的依赖之情⁠、命运勾连⁠,以及突然入院的会长在病床上对惠子的期待与牵挂⁠,最终挽回了这只离群的鸟儿⁠。惠子与会长练拳时盈眶的热泪⁠,转化为一度对她“⁠很失望⁠”的松本教练在训练中难以自制的哽咽——在这虽败的最终一战中⁠,台上与台下之人终于凝聚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团体⁠;拳击对惠子而言⁠,从个人的负隅顽抗变成了承担他人期待与团体命运的战斗⁠,她终于可以走出隔绝于他人的困境⁠,做出建立联结的尝试⁠,曾经闭合的日记本⁠,也得以以叙述的姿态向他人敞开⁠。

从构图的变化上也可以看出⁠,惠子独自在拳馆代替会长擦拭镜子时⁠,回头注视无人的空间⁠,她看似仍是独身一人⁠,但心理上的变化让她已不再感到孤立无援⁠,而坦然自若地扭回了头⁠;家中餐桌旁的构图里⁠,惠子也第一次没有成为被留下的孤独背影⁠,走出了那道封锁的门框⁠;最显著的是⁠,她与松本教练练习乒乓靶时⁠,拳台下的另一对教练与学员观察⁠、模仿着她的步伐⁠,四人的身影呈纵深关系⁠,共同映照在了曾象征孤独的镜中⁠,呈现出一个拥有同一目标的互助群体似的集合形态⁠。在此时⁠,曾经被动地发出凝视目光的惠子也成为了他人凝视的对象⁠。

更进一步地⁠,从前未曾对手脚笨拙的同事伸出援手的她⁠,开始指导对方如何正确地折叠被角⁠,男生似懂非懂地以双手模仿她的姿势时⁠,像极了拳馆中模仿会长拳击动作的她⁠;惠子带领弟弟与女孩花打拳⁠,又反过来模仿着花舞蹈时的姿态——惠子由拳击习得的与人互信⁠、建立联结的能力⁠,也终于将羞怯却鲜嫩的枝条伸进了她生活的各个角落⁠,编织出新的传承/传递纽带⁠。

然而⁠,我想⁠,直到这里⁠,“⁠联结⁠”这个意义还未抵达惠子这一形象的终点⁠、即所谓“⁠三宅唱的作者意图⁠”⁠,解答我最初有关声效设计的疑问⁠。于是⁠,跟随惠子多次在城市景观中穿行的步伐⁠,我沿着三宅唱在片中偏爱的这条河溯流而上⁠,去按下他的“⁠回放⁠”键⁠。

⁠·⁠ 存在的故事

在文章开头⁠,我曾经说过⁠,起初我以为《⁠惠子⁠,凝视⁠》是一部三宅唱作者性的转型之作⁠。可以说⁠,这种直觉从影片开场⁠,就伴随着惠子伏案书写时那道在背景音中鸣响的警报⁠,持久地盘旋在我的心头⁠。

有目共睹的是⁠,日本战后以来的电影对于社会派叙事一直持有特别的关注或偏爱⁠,远至战争与原子弹创伤⁠,近至在近十年电影中被不断提及的311地震及福岛核泄漏事件⁠,间杂连环变态杀手⁠、奥姆真理教⁠、泡沫经济及许多由社会⁠、经济结构弊端衍生的政治和民生问题⁠,契合平成末年的年度汉字——“⁠灾⁠”⁠,灾厄的不祥阴影如同阴鸷的群鸦⁠,始终盘桓在日本电影导演的创作中⁠。

就拿被莲实重彦看作“⁠第三黄金时代⁠”代表的滨口龙介来说⁠,311地震(⁠《⁠夜以继日⁠》⁠)⁠、暴力(⁠《⁠激情⁠》⁠)⁠、战争(⁠《⁠亲密⁠》⁠)等社会叙事也在他的电影中长期盘踞着⁠;遍历前辈与同辈的主要日本导演的作品⁠,所谓关注社会事件遗留问题的“⁠伤痕电影⁠”也比比皆是⁠。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三宅唱此前作品中一贯的去社会叙事⁠、去时代及历史语境风格才显得如此晶莹剔透⁠、清新脱俗⁠。他影片中标志性的人物状态⁠,如令他备受关注的《⁠你的鸟儿会唱歌⁠》中的三位青年男女⁠,总是呈现出一种“⁠流连⁠”的姿态⁠。社会环境与底层困境几乎从不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与话语中⁠,相反地⁠,他们总是将全副身心与注意力投注在感情或是兴趣上⁠,用敏锐的⁠、感官性的感知能力⁠,去抓住生活中每一个诸如“⁠将掉落的头发捡起扔出窗外⁠”的真实瞬间⁠。

然而⁠,在《⁠惠子⁠,凝视⁠》这部拍摄于后疫情时代的电影中⁠,三宅唱的世界里也出人意料地鸣响起了警报⁠。尽管人物语言中的直接提及并不多⁠,但新冠疫情的影响还是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了影像的方方面面⁠。包括遮挡住人物面孔的口罩⁠、在便利店结账时“⁠无接触⁠”式递钞票的置物盘⁠、放置在拳击馆入口处的消毒液⁠、拳馆墙壁上手写的防疫提示⁠、赛场空旷观众席上“⁠隔位就座⁠”的标识⁠、以及多次响起的无由的警报⁠,疫情化为真正的病毒⁠、无可避免的灾异⁠,降临于日常生活⁠,以东京街头回响的那道机械女声——“⁠我们处于非常时期⁠,如非必须⁠,不要外出⁠,戴好口罩并定期洗手⁠”——鸣笛开道⁠,让社会生活的其他需求为其让位⁠。

我非常喜欢片中某场暗示惠子感染的戏⁠,房间里响起不知是谁按下的门铃⁠、掠过窗外未知来源的闪光⁠,它们没有前因后果地一闪而过⁠,如同疾病化作鬼魅叩响房门⁠,惠子面容憔悴地从腋下抽出体温计⁠,就受到了它的袭击⁠。

这样看来⁠,三宅唱似乎毫不抗拒地接受了疫情为现实题材叙事投下的阴影⁠,并且以疫情要求的社交距离与惠子听障造成的社交障碍互文⁠,表现着当下都市生活中人情冷淡的隔膜状态⁠。这也是我如此重视和强调影片中“⁠联结的故事⁠”的原因——在现实语境下⁠,惠子克服重重阻碍建立的与他人的联结⁠,闪耀着无比美丽动人⁠、充满希望的光芒⁠。

值得注意的是⁠,从疫情爆发以来的行业整体倾向来看⁠,近三年日本电影中的后疫情叙事相较于其他国家其实是稀少的⁠。在深焦对去年日本电影的盘点中⁠,有影评人将其原因归结为当下资本对社会派叙事的回避⁠,以及新冠疫情对日本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打击的程度⁠,还是远不如311地震及其引发的核泄漏事件那么深重持久⁠。

在这样的背景下⁠,三宅唱恰恰反其道而行⁠,拍摄了这样一部具有不容忽视的后疫情叙事特征的影片⁠,是令我惊讶和心情复杂的(⁠不得不提⁠,我看到疫情话题在《⁠塔楼上⁠》里出现时⁠,也感到了同样的惊讶⁠)⁠,这份复杂的心情也多多少少类似于看到片中拳馆在疫情等因素影响下逐渐凋敝⁠、物是人非的伤感——“⁠在动荡的时代中⁠,好像连三宅唱也没能独善其身⁠,被河流席卷进了浪潮倾泻中⁠。⁠”

初次观影结束时⁠,我的心情不外乎如此⁠。但在对三宅唱过往作品与访谈资料进行回顾⁠、并纳入其他具有代表性的拳击片进行考量后⁠,我又意外地改变了看法⁠。

有许多影评都提到⁠,《⁠惠子⁠,凝视⁠》与其他涉及拳击题材的电影是极其不同的⁠。从视听角度来说⁠,追溯到标杆性的初代拳击片《⁠愤怒的公牛⁠》⁠,大部分导演在拍摄拳击题材时⁠,都偏爱使用高速摇动镜头⁠、手持特写⁠、主观视点⁠、逆光仰拍⁠、快速剪辑与跳切⁠、环境静音的慢动作⁠、大量观众反应镜头⁠、拳手入场长镜头⁠、高潮前的闪回等等高度风格化的表现手法⁠。

而在本片中⁠,三宅唱却反传统地使用了大量固定镜头⁠、客观平直的视点来拍摄拳击场景⁠,未对拳赛进程加以多余视听手段上的修饰⁠,反而别出心裁地用虚焦的相片⁠、可以快进倒回的录影带⁠、直播时的解说声等媒介层面的设置解构着传统运动片的失真渲染⁠。这样的视听风格也是符合三宅唱从始至终反心理表象主义⁠、突出“⁠表层影像⁠”力量的作者风格的⁠。

另一方面⁠,与其他拳击片并置看待时⁠,我感受到⁠,“⁠拳击⁠”这一运动在这部电影中牵连的人物存在的本质⁠,是具有独特分量的⁠。

在《⁠愤怒的公牛⁠》中⁠,拳击发泄着布鲁克林的暴力与黄金时代价值虚无的迷茫⁠;在同样以日本底层女性形象为主角的《⁠百元之恋⁠》中⁠,拳击是直面悲惨⁠、无用人生的最后反击⁠;在我个人也非常喜爱⁠、寺山修司风格十足的《⁠啊⁠,荒野⁠》中⁠,拳击是残酷时代底层人类间狗咬狗的生存厮杀⁠。但拳击对惠子⁠、对《⁠惠子⁠,凝视⁠》来说⁠,又指向了什么呢⁠?在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上⁠,倾注着三宅唱对人之“⁠存在⁠”状态的理想——专注地⁠、坚定地⁠,在嘈杂错乱的时代里⁠,沉浸于追寻向往之地的心流之中⁠。

为了说明这一观点⁠,我想以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为对照来分析⁠。波米与嘉宾雷普利曾经在反派影评《⁠恶土⁠》一期中提出这样的看法⁠:《⁠大象席地而坐⁠》是“⁠现实主义⁠”华语电影中屈指可数的⁠、真正关注和聚焦于个体⁠、质疑个人存在境遇的影片⁠,片中虽然带到了固有的社会问题⁠,但显著区别于第四代以来的大部分大陆导演与台湾新电影的社会历史视角⁠,它展现了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与其存在困境⁠,而非社会角度下符号化的“⁠个人⁠”样本及其浓缩的体制影射⁠。

将这一视角放大至整个存在主义讨论稀缺的东亚电影图景⁠,把三宅唱在日本电影作者中的独特性锚定在相似的位置⁠,似乎是顺理成章的⁠。然而⁠,与《⁠大象席地而坐⁠》中下行的基调不同⁠,三宅唱并未让《⁠惠子⁠,凝视⁠》走向互害与价值幻灭⁠;区别于(⁠与《⁠大象席地而坐⁠》⁠)同样“⁠恶土⁠”设定的《⁠啊⁠,荒野⁠》⁠,拳击在这部电影中⁠,也并未沦为个人徒劳反抗社会暴力的血肉交横⁠,倒不如说⁠,三宅唱对拳击的理解⁠,更接近《⁠啊⁠,荒野⁠》中最终被新次击倒的建二——拳击是人与人之间联结的途径⁠,代表着差点被主流社会抛弃之人自证存在的可能性⁠。一门心思在拳台上⁠、在孤寂中挥拳的惠子⁠,穷途末路时发出的那声粗哑的嘶喊⁠,也包含着整座拳馆被时代抛弃后的落寞与悲愤⁠,是向漠不关心的世界发出的不甘的存在宣言⁠。

将目光转回影片主体⁠,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三宅唱为了这一存在母题做出的煞费苦心的铺垫⁠。影片多次拍摄冷峻垂直的城市建筑空间⁠、高速飞驰的列车与汽车⁠、以及惠子渺小的身影在其中伶仃穿行的画面⁠,尽管周遭世界风驰电掣⁠、喧嚣纷乱⁠,但惠子是“⁠听不见的人⁠”⁠,她有自己的感知方式⁠,能摒除杂音干扰和警报嗡鸣⁠,将注意力高度集中于拳击这一向往之事⁠。

我最初疑问中提到的高纯度⁠、“⁠有意识⁠”的声音设计⁠,在此时看来⁠,呈现为一种类似柏格森“⁠绵延的‘⁠纯粹时间⁠’⁠”概念的“⁠纯粹听觉⁠”⁠,模拟着惠子将感官沉浸于拳击运动中时⁠,每一个细胞⁠、每一缕意识化为代替听觉的感受器官⁠、与环境相溶的忘我境地⁠。居于剧变时代之瀑布的巨力冲刷下⁠,像武侠小说中的世外高人一般岿然而立⁠,心无旁骛地练着太极拳——还有比这更强烈⁠、更坚定地存在方式吗⁠?

而最终⁠,在水流冲击中的那一形象⁠,褪去了“⁠惠子⁠”的外壳⁠,显露出的其实是三宅唱一直秉持的意志⁠。在访谈中⁠,三宅唱本人曾表示过⁠,他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关于311地震后在日本乃至世界上发布电影这件事⁠,他是有明确的自觉的⁠。“⁠311后⁠,到底应该把什么样的作品作为电影去发布呢⁠?或者拍摄什么内容才是有意义的呢⁠?我认为这是所有电影作品共同面对的问题⁠。⁠”他如此坦言⁠。

于是⁠,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他拍摄了影片《⁠驾驶舱⁠》⁠,用狭窄封闭空间内的固定镜头⁠,忠实地⁠、甚至带有挑衅性地拍摄了几位年轻的hip-hop音乐人的地下创作历程⁠。这部电影只字未提311⁠,但三宅唱认为⁠,即使不可抗力带来的浩劫刚过⁠,个体的无力感像水从洗碗槽漫出一样在淹没整个社会⁠,人们还是会在自己的房间里⁠,全神贯注地从事创作⁠,其中蕴涵的活力让他感受到了希望⁠。

我想在此直接引用他的一段令我备受感动的表达⁠:“⁠311之后有两个情况最严重⁠。第一是个人感受——自己感受到了个体以及整个人类的无力感⁠,什么都做不了⁠,不管做什么都改变不了那样的状况⁠,人的力量完全不能使海啸停下来⁠,而核辐射的影响即使用今后几百万年的时间都无法挽回——人们被这样的无力感所折磨⁠。第二⁠,尽管大家面对家破人亡的状况⁠,以及在经历生离死别后陷入了孤独⁠,但在这种时候⁠,我自己期望看到的是⁠,即使在非常狭小的空间里也能做音乐⁠,能和别人一起创作⁠。对我而言⁠,记录下那种状况⁠,人与人还能一起创作音乐的情形⁠,正是出于时代的需要⁠。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但我觉得观众看过就会明白⁠。⁠”

《⁠驾驶舱⁠》(⁠2015⁠)

的确⁠,如果按下三宅唱至今电影作品的回放键⁠,就能看到“⁠人们在灾厄带来的非日常情境和价值失落的日常困境中⁠,如何抵抗着无力感生存下去⁠”这一动机的始终在场⁠。从《⁠无路用的人⁠》中迷茫游荡⁠、分开积雪艰难跋涉的少年们⁠,《⁠回放⁠》中落拓的⁠、经历自我怀疑危机的男明星⁠,《⁠驾驶舱⁠》中在灾后创伤的世界仍全情地共同创作的音乐人⁠,《⁠你的鸟儿会唱歌⁠》里未来未知⁠、轻盈漫步于晨昏交界与恋情错综间的待业青年⁠,《⁠野性之旅⁠》里在城市和山林自由探索并收集植被的工作坊⁠,直到《⁠惠子⁠,凝视⁠》中于重重帏帐后奋力出拳的听障拳击手⁠,他们每一个人⁠,都看到了个人面对时代的无力与行为的无意义⁠,并直视着它们⁠,直到直勾勾地看透了它们⁠,穿过它们而无比专注⁠、目不转睛地看向了自己人生中追寻的那个目标⁠。他们也都是三宅唱本人意志的变体⁠,面对灾厄的时代与电影表达的使命⁠,三宅唱从始至终都坚持着他的创作动机⁠,将对“⁠存在⁠”的救赎传递给观众⁠。在最纯净的影像中⁠,他们都化为了短片《⁠长滨⁠》里长裙素净⁠、赤足曼舞的石桥静河——与潮汐翻涌的大海平等地存在⁠,专注忘我地翩然起舞⁠,似乎遗忘了海⁠,却在感官体验的下沉中与海达成了呼应和共生⁠。

长滨⁠,2016

片尾⁠,石桥静河在火光明暗中以平静却坚定的目光凝望镜头⁠,如同三宅唱每一次在访谈中都会提到的“⁠挑战⁠”的影像化⁠,他用一次次电影创作的行动⁠,挑战⁠、同时也是在邀请着观众⁠,给予着我们源源不断的击退无力感的勇气与主动性⁠。在这个意义上⁠,三宅唱又恰恰是一位十分具有时代意识⁠、社会关怀与责任感的电影导演⁠,并实现了在电影社会表达上的语言革新⁠。令人伤感又欣慰地⁠,他泅水而渡⁠,抵达了胡波和寺山修司未曾抵达的那个彼岸⁠。

怀抱着这样的想法⁠,我毫不怀疑三宅唱值得被列入成熟的作者电影导演行列⁠,并会逐渐吸引一批越来越庞大的忠实观众群体⁠。而他的所谓“⁠作者性⁠”中⁠,最动人⁠、最令观众乃至同时代电影创作者备受鼓舞的⁠,正是我起初未曾发觉的⁠,创作母题的坚定⁠、历久弥新的“⁠如一⁠”⁠。

最后一次⁠,我们按下“⁠回放⁠”键⁠,回到《⁠惠子⁠,凝视⁠》的世界⁠。当拳台上的对手以平凡工人的形象经过并向自己致意⁠,惠子也终于在凝视中读懂了个体在充满灾厄与偶然的世界上吃力前行的步伐⁠,回身跑向黄昏暖阳中的坡道⁠,跑进为拳击而训练的日常⁠。在电影的结尾⁠,三宅唱放置了一组城市与河流的空镜——经历了黄昏⁠、夜晚⁠、黎明⁠,白昼的城市又喧嚣运转起来⁠,如河流始终流淌不息⁠。飞机的噪声隐去⁠,最终响起的不是警报⁠,而是影片开头片名出现后⁠,响彻飘雪冬夜的跳绳声⁠。那是三宅唱送给自己⁠、也送给他所有观众的⁠,名为“⁠存在⁠”的回放⁠。

参考文献⁠:

[1] 黄也.三宅唱⁠:表层影像的救赎可能性[J].当代电影,2020, No.291(06):113-118.

[2] 黄也,坚田谅.电影当中什么都交代得一清二楚是一种傲慢——日本新生代导演三宅唱专访[J].世界电影,2020(06):168-174.

[3] 野村正昭,李凤娟.由于年龄接近剧中人物而获得执导机会——《⁠你的鸟儿会唱歌⁠》编剧⁠、导演三宅唱访谈[J].世界电影,2020(02):156-162.

惠子⁠,凝视三宅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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