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问题是：电影在哪儿拍？回答是：要么在瑞士，要么在马里布，取决于谁来演李尔。候选人只剩下两位：罗德·斯泰格尔[Rod Steiger]或布吉斯·梅迪斯[Burgess Meredith]。斯泰格尔曾凭借1968年、也就是我出生那年上映的《炎热的夜晚》[In the Heat of the Night, 1968]拿了奥斯卡，但他只愿意在他马里布的家附近拍摄。至于梅迪斯，我对他的印象主要来自六十年代《蝙蝠侠》[Batman]电视剧的重播，他在里面演企鹅人，不过他多面的演艺生涯早在1929年就从剧场开始了，而他也愿意出国拍戏。如果选了他，那拍摄地点就是瑞士——戈达尔住的地方，我猜当时他也更想在那里工作。至于诺曼·梅勒后来怎么了，我不太清楚。拍摄预计耗时两周，比我平时拍戏要短得多。整个项目足够奇特，激起了我的兴趣。
说实话，那种法国风味让我难以抗拒。小时候我在萨克拉门托郊区长大，常常和妈妈一起在电视上看朱莉娅·蔡尔德[Julia Child]，在我心中，法国一直是文化的典范。后来我家搬到洛杉矶，我之所以去读法国高中，部分原因是我很喜欢的片场教师艾琳·布拉夫斯坦[Irene Brafstein]也教过朱迪·福斯特[Jodie Foster]，朱迪（我很崇拜她）也在那里上过学，她的法语流利得让人羡慕。而我十年级才进了法语授课的学校，感觉自己像在玩一场永无止境的“追逐游戏”。但我并不气馁，在《早餐俱乐部》[The Breakfast Club, 1985]拍完的那个夏天，我和一个学校同学一起去法国小镇耶尔参加了夏令营。那时的我，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法国迷，如饥似渴地读柯莱特[Colette]和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还有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和海明威[Hemingway]，他们两人都在异国开辟了新生活，浸润着一种我渴望有朝一日也能体验到的“侨居慵懒”[expat languor]。我甚至在《早餐俱乐部》里加了一句即兴台词——后来约翰·休斯也留下了——我演的克莱尔幻想，自己最想去的地方就是法国。似乎冥冥之中早已注定，我最后会和一位法国电影界的重量级导演合作，于是我签了约。
到了这个时候，我对剧情已经有了点概念，不过和我第一次见戈达尔时听到的版本，还有他寄去洛杉矶的大纲相比，有了一些变化。故事大致是这样的：切尔诺贝利之后的末世废墟中，世界被摧毁了，一个顽皮的小个子男人，名叫“小威廉·莎士比亚五世”[William Shakespeare Jr. The Fifth]，他领到了任务，要再现那位著名祖先的作品。先锋歌剧导演彼得·塞拉斯[Peter Sellars]扮演这位莎士比亚的后代，而戈达尔自己则演了一个莎剧中不存在的角色：“插头博士”[Herr Doktor Pluggy]，他是个发明家，头上戴着挂满电线的怪异装置，在搞什么研究，找一个叫“图像”[the image]的东西。
“你觉得他又在玩什么把戏？”他若有所思地问。我当时只当是戈达尔的新花招，想刺激布吉斯、让他心神不宁——把他逼成导演心目中那个暴躁迷茫的老头李尔。多年后，我读到本刊4影评人理查德·布罗迪[Richard Brody]2008 年出版的戈达尔传记《万物皆电影》[Everything is Cinema]，才知道，那滩血原来象征考狄利娅的处女之身。布罗迪的分析也印证了我十年前从梅勒口中听到的说法：戈达尔一直在考虑让李尔和女儿发生性关系。拍戏时我压根儿没想过这一层，后来才明白，这正是梅勒退出剧组的原因之一（毕竟他自己写的剧本也被戈达尔全盘推翻了）。
而我自己，却始终在思考戈达尔。他像一副永远拼不出来、却又放不回盒子的拼图。我和朋友维多利亚·利科克[Victoria Leacock]—— 真实电影[cinema-vérité]先驱里基·利科克[Ricky Leacock]的女儿——萌生了拍一部他的访谈短片的想法，片名就叫《等待戈达尔》[Waiting for Godard]。我们计划由维多利亚掌镜，跟拍我从巴黎乘火车去瑞士的旅程，一路聊《李尔王》的拍摄经历。到了瑞士，再去找戈达尔，问问他这电影到底是什么意思。片名的灵感来自贝克特，我们认为“等待”意味着，不管戈达尔愿不愿意接受采访，片子都可以拍。“干脆叫 En train de filmer6吧，”我的法国男友提议，“相信我，他肯定会爱死这个双关。”维多利亚的父亲当年和美国纪录片导演 D. A. 彭尼贝克[D.A. Pennebaker]合伙开了家公司，1969 年，戈达尔在他们砸下重金的项目上半途退出，公司差点破产。她父亲一直说，这就是利科克–彭尼贝克散伙的起点。我们俩都有不少问题想问。
1995年秋天，戈达尔和我在香榭丽舍大街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共进午餐。我给他带了一支雪茄，他笑了笑，把雪茄塞进粗花呢运动外套的胸袋，仿佛这在他的意料之中。在我眼里，他和上次见面时没什么两样，只是他似乎变小了，也没那么威严了。看到他喝酒前先往酒杯里兑水，我着实吃了一惊，但并没有说什么。我们聊起当时的新片。他看不上炙手可热的《低俗小说》[Pulp Fiction, 1994]：“不真实。”（又是这个词！）不过，我们都喜欢法裔加拿大导演弗朗索瓦·吉拉德[François Girard]那部相对冷门的《古尔德的三十二个短片》[Thirty Two Short Films About Glenn Gould, 1993]。这一次，我们全程用法语聊天，这对我来说依然很难，我还在敬称“您”[vous]和熟称“你”[tu]之间挣扎。他不仅没有帮我解围，倒好像乐在其中。这也不奇怪，他对敬称的讲究大到至少在一部电影里放了句台词。1964年上映的《法外之徒》[Bande à part, 1964]中，阿蒂尔（克洛德·布拉瑟饰）问弗朗斯（萨米·弗雷饰），他和奥迪勒（安娜·卡里娜饰，她是戈达尔的前妻和日后的缪斯）是不是已经用“你”[tu]相称了。弗朗斯说没有，阿蒂尔便夸口：“只要我愿意，随时都能拿下她。”在戈达尔眼里，“词”至关重要，他简直为此痴迷。尽管年轻一代早已渐渐淡化了敬称，让–吕克·戈达尔却寸步不让。他是我见过最讲究形式的形式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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