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对应的，他们偏爱褒奖那些打着所谓“严肃主题”的、或是有着“电影质感”追求的电影，譬如在本届奥斯卡提名中：他们津津乐道于马丁·斯科塞斯那套长篇史诗叙事公式，处心积虑地挖掘着类型大师在每一处正反打和紧锣密鼓的对话节奏中种下的玄机；他们也津津乐道于《利益区域》中用鬼叫填充起的声音系统如何构成那恐怖历史记忆的在场，以及数字时代的广角镜头如何严谨地检视着镜框内的每一寸角落——太 cinematic 了，多么有力的对比讽刺！他们当然也交口称赞着《奥本海默》35mm IMAX胶片摄影在大银幕上呈现的颗粒度，陶醉于 Ludwig Göransson 的配乐和脚踏声迂回所营造的噬人梦魇，沉浸于那被高度还原的核爆现场所迸发的刺眼火光——银幕内外的人们赞颂着诺兰打造的这一切，就像赞颂伟大的普罗米修斯把火种带到了人间。
可是上述这些严肃的 Real Cinema 又呈现了什么超出它表面所呈现的呢？对导演-电影之神俯首帖耳的信徒-观众不会去追问格雷泽在《利益区域》里除了兜售对比讽刺的空洞概念和新鲜的恐怖体验之外还带给了我们什么，不会去追问《花月杀手》一览无余的表象下靠一张过度表演的面孔究竟又传达了多少对原住民的愧疚，更不会去追问《奥本海默》在无数人名菜名报下来之后有没有刻画哪怕一条不那么工具化的关系线，三个小时臃肿的体态下又藏着多么滑稽的精神分裂——立场先行地把罗伯特·奥本海默捧成神，又强迫观众代入其精英视角，经受核爆梦魇/廉价心理表现主义奇观的折磨——真是灵魂震颤啊！我想诺兰并没有化身普罗米修斯，而是化身为了影片中的施特劳斯本人。
这种虚构与真实的辩证，在今年另一部女性导演的作品——茹斯汀·特里耶《坠落的审判》中更为清晰：片中作为虚构寓言的庭审不断地曲解并拷打着真实，电影对于真相的揭发却一直被延宕，以虚构的姿态实现了一种对于真实不可读解性的抗辩，这与大卫·芬奇最杰出的电影《十二宫》异曲同工。而在《芭比》中，Barbieland 则象征着虚构对于真实的侵吞，电影通过设计一出“权力翻转”的三幕剧揭露了这一虚构叙事的崩解，并悄悄击碎了其中由资本主义所虚构的“女性”主体。而对于女性再现政治如何在尊重性差异的前提下避免本质主义陷阱的经典论题，电影自知无法做出任何终极解答，它聪明地给出了两种结局：一个至少看上去更加平等包容的 Barbieland，和一位选择迈入现实世界“成为女人”的经典芭比。电影无法预知真实世界中的性别问题将如何演化，但它坚信会有更多的 Barbara 选择穿上平底鞋——想要变成真人直面自己命运的“芭比女孩”，不正构成了对本片背后的美泰公司-资本主义所兜售的女性主体性神话的有力对抗吗。
Anatomie d’une chute (2023)
或许在当下的历史节点，我们仍然难以说清楚《芭比》的出现究竟有什么意义，但作为女性作者与女性主义在商业类型片领域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从传播学角度看，它的政治意义已经通过社交网络上无数的 memes 和争议骂战得到空前彰显——这是它应得的成就。在笔者看来，无论其美学/艺术价值是否仍待评估，这都应是一次撬动并重塑电影学院审美体制的契机，奥斯卡金像奖更应借此调整自身呆板封闭的电影观和评价体系。无论奥斯卡自身公信力过去与日后如何浮动，这都是它作为一个电影类奖项，理应给予《芭比》的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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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on Sat Mar 02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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