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发表于《 电影手册》 1989年12月刊（ Cahiers du cinéma, issue 246, December 1989） 。 再版于《 电影之屋与世界》 第三册《 自由的岁月1986-1991》 （ La maison cinéma et le monde, 3. Les années Libé 1986-1991, POL, 2012, pp.130-132.） 。
“ 如果我们真的站在一起， 黑暗时刻会变成一天中最好的时刻。 但我们必须真的站在一起。 ” 十五年前， 罗伯特· 克拉莫说道。 只有饱受孤独威胁之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只有内心非常充实的人才能处理这种孤独， 它所做的已不止于威胁。 因为， 如果说人口会随时间变化， 但孤独永远地围绕着他们。
在1975年， 克拉莫和约翰· 道格拉斯联合执导了《 里程碑》 ， 这部电影闭合了第一个回路， 一个美国激进主义的回路——他比任何人都更好地为这一主题勾勒出了一副肖像： 《 边缘》 ， 《 冰》 ， 《 在乡村》 。
随着《 里程碑》 的问世， 另一代人——反对越南战争的一代——也可以称自己为“ 迷惘的一代” 。 在《 电影手册》 的圆桌会议（ 第258-259期） 中， 甚至可以听到虚弱的翻页声， 这次会议被直白但真诚地命名为: “ 《 里程碑》 和我们” 。
Milestones , 1975 剩下的事情就更为人们所熟知了： 克拉莫离开美国， 效力于几场斗争（ 葡萄牙） ， 定居法国， 尝试了各种东西（ 作为娱乐或手术刀的录影作品， 作者电影， 一部幻想警匪片） ， 但完成得都不怎么样。 无需诉诸弗洛伊德主义就可看出， 罗伯特· 克拉莫迟早会以某种方式回到他的出发点。
一部在葡萄牙拍摄的小片（ 《 医生的王国》 ， 没有上映， 这令人遗憾） 相当于是在为这次出发做准备。 它的主人公——克拉莫的另一个自我——是一名醉酒的、 自恋的医生， 不知怎的靠着自己的信仰活了下来。 他就是我们沿一号公路一路跟随的医生。
Doc’s Kingdom , 1988 因为这部电影实际上是《 里程碑》 15年后的续集。 道路在里程碑之后继续着。 《 里程碑》 中的道路是从“ 犹他州的雪山到纪念山谷的天然雕塑， 到霍皮人的洞穴， 再到纽约的风尘” ； 《 美国一号公路》 中的道路仅仅连接着科德角和迈阿密。 对于一个再次出发的人， 任何一条随机选择的道路， 都是正确的道路： 比如第一条。
为什么选择一名医生做主角？ 因为罗伯特· 克拉莫的父亲是医生（ 《 里程碑》 中有一个听诊场景） ？ 因为约翰· 福特的电影中有医生主题（ 克拉莫钦佩他， 并认为自己是其——我一直这么认为——少数的继承者之一） ？ 因为美国在生病？ 还是因为当我们“ 真正站在一起” 时， 我们应该互相照料？ 所有这些原因中各有一些， 当然。 但所有这些都会流于抽象， 如果不是因为罗伯特· 克拉莫的艺术（ 因为他是一名艺术家， 一名伟大的艺术家） 从根本上就是医生的艺术， 一种全科医生的艺术。 作为一名医生， 他不能选择他的患者： 他成为了激进分子时期的自己的成年人真相（ “ 为人民服务” ） 。
Route One/USA , 1989 那么， 医生在乡下搜寻时， 在做什么？ 他用眼睛观察， 从公文包里拿出这个古老的象征： 听诊器。 他判断人口的健康状况， 量他们的脉搏（ 并且， 在年龄和幽默的帮助下， 他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也不再完美） 。 简而言之， 这位流浪的医生在视听的领域工作。
很少有电影人同时是伟大的展示者和伟大的剪辑师。 克拉莫拥有一只特殊的眼睛（ 他的录影作品在这方面有所贡献） ， 但他不期望它带来——这很杰出——一种偷窥式的附加价值。 他在一号公路上遇见和倾听的人， 他并不期望从他们身上得到真相： 他仅仅是跟随他们生命的一个阶段（ 始终遵循“ 只拍摄那些同时在做其他事情的人” 的原则） 。
Route One/USA , 1989 他将这些人——稍微地——从他们的常规路线上引开， 就像在给他们免费诊疗。 他不会将道路戏剧化（ 这是公路片的反面） ， 也不会将遭遇戏剧化： 这些人总是本已经在那里， 他们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接下来是一幅美丽的肖像， 勾勒出了在美国我们仍可以继续热爱的东西： 它的辛勤劳动， 它的责任感， 它的基础性的能量。
至于声音， 直接来自社会的听诊器中的声音， 它绝不只是（ 却也只是） 心脏和思想的跳动， 节奏的跳动， 让某种东西可以被听到。 这是克拉莫的艺术中最神秘的部分——最福特式的部分。 作为一个清教徒， 对他来说， 无论何时何地， 需要电影、 并且它的存在提供了正当理由的， 只有社会纽带。 他无法阻止在免费诊疗中响起世界的低语， 美国自身就是一个世界。 吹着炉灰的人就是火。 缸里的一条鱼就是水。 承受装备重压的士兵， 是大地。
Route One/USA , 1989 我们， 无论如何， 仍然需要见证者。 而见证者需要花时间待在他们那一边。 如果美国电影（ 特效除外） 能够——它曾经能够——描绘出这样一种事物的状态， 克拉莫或许本不需要绕十五年的弯路和一部四小时的电影。 讽刺的是， 这个人离开了美国， 是因为他不堪忍受美国帝国主义的罪恶（ 从印第安人到越南人） ； 但他却回到了这样一个美国， 历史上第一次， 它不再处于世界中心， 甚至不再处于自己中心。 只有像克拉莫这样的流亡者才能继续热爱美国——如有必要， 就使用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