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的史前⁠”⁠:见让-保罗⁠·⁠萨特《⁠手指与非-手指⁠》[Doigts et non-doigts]⁠,《⁠情境⁠·⁠卷四⁠》[Situation IV]⁠,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64年⁠,第417页⁠。

《⁠电影〈⁠虚假的战争⁠〉的预告片(⁠第一次拍摄⁠)⁠》[Film annonce du film « drôles de guerres » (1er tournage), 2022]不仅展示了一项成就⁠,还有彻底的形式革新⁠。

○ 聚合电影项目和电影本身⁠。

《⁠电影〈⁠虚假的战争⁠〉的预告片(⁠第一次拍摄⁠)⁠》(⁠在后文中缩写为《⁠〈⁠假战⁠〉预告片⁠》⁠)横跨四十一张页面⁠,将电影和它的筹备手记本融合起来⁠。

○ 聚合纸页和景框⁠。

在影片/手记本的中心⁠,是五个从《⁠我们的音乐⁠》[Notre musique, 2004]中摘取的运动镜头⁠,它们某种程度上也被视作为一页“⁠纸⁠”⁠。这点从页码中可以得出⁠:前一镜头被标记为“⁠20⁠”⁠,之后的则标为“⁠22⁠”⁠。

固定镜头⁠,持续二十到五十秒不等(⁠卢米埃尔电影的初始长度⁠)⁠,构成了一系列的拼贴画⁠,混合着打字机书写的文字⁠、手写文字⁠、水粉画⁠、以及许多复制下来的图像⁠,经由转变⁠、调换⁠、调色⁠、局部放大⁠、重新布置⁠,这些让-吕克⁠·⁠戈达尔为人熟知的造型艺术手段⁠。

作为一部多媒体影片⁠,《⁠〈⁠假战⁠〉预告片⁠》结合了笔记本以及展览板的概念⁠,混合不同的图像和拼贴⁠,就像戈达尔2018年在维迪剧院所展出的那样1⁠。

展览《⁠让-吕克⁠·⁠戈达尔的〈⁠影像之书⁠〉⁠》⁠,维迪-洛桑剧院⁠,2018年11月16-30日⁠。


《⁠〈⁠假战⁠〉预告片⁠》精妙的极简主义汇聚了⁠:

○ 再现生产创作的终身实践⁠。

例如⁠,让-吕克⁠·⁠戈达尔向让-保罗⁠·⁠巴塔吉亚[Jean-Paul Battaggia]关于选择夏尔⁠·⁠普利斯涅尔[Charles Plisnier]的小说《⁠假护照⁠》[Faux passeports (1937)]中“⁠卡洛塔⁠”[Carlotta]一节的口述解释⁠,回映了《⁠戈达尔/戈达尔⁠:十二月的自画像⁠》[JLG/JLG: Autoportrait de décembre, 1995]片头低语中设想电影人工作的概述⁠。这一动向平行于从《⁠主客关系⁠》[Le rapport Darty, 1989⁠;受委托而制作]到《⁠业余回顾(⁠模型展览⁠)⁠》[Reportage amateur (maquette expo), 2006]⁠,对装置作品的导览⁠)的发展⁠。这种发展从寓言式的表达⁠,进化到作为实践必要性的赤裸⁠,换言之⁠,是从古典诗艺进化至现代的贫穷艺术[Arte Povera]⁠,后者开辟了其中最激进的领域⁠。

在这里⁠,所有的元素致力于持续不断地表达创作一个项目的准则⁠、动机⁠、技术需求⁠、形象⁠、面孔以及风险⁠。

○ 创作草稿的终身实践⁠。

○ 改编其它形式的终身实践⁠。

“⁠这出剧本(⁠实际上⁠,是对一部旧小说[即普利斯涅尔]的简单电影改编⁠)背离了卡尔内或帕尔玛的模式⁠。目的是不再依赖那上亿个来自字母表的专制指令⁠,而是要让真正语言中那无尽的变形与隐喻重获自由⁠,通过重返/重拍[re-tournant]曾经的拍摄现场⁠,同时将当下纳入到思考之中⁠。⁠”(⁠镜头15⁠)

○ 对平面语言和手写文本的终身实践⁠。

(⁠《⁠戈达尔/戈达尔⁠》用一册手写笔记本开场⁠,笔记本变成了对一生的记录⁠:“⁠白纸是人真正的镜子⁠。⁠”⁠)

○ 长达七十年关于革命的实践⁠,更准确地说⁠,关于知识分子的任务和职责⁠。电影集结起《⁠假护照⁠》中经验丰富的激进共产主义者⁠,以及《⁠我们的音乐⁠》中被拆分成两个角色的一位年轻女子⁠:记者朱迪丝⁠·⁠勒纳来到萨拉热窝寻找“⁠和解的地带⁠”⁠,孤独的年轻电影人奥尔加⁠·⁠布罗德斯基献身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用背包里挤满的书本上演一场虚假的袭击⁠。

当一个人为政治理想战斗了七十年⁠,却持续被号称代表这些理想的领导人和体制背叛时⁠,他还能做什么呢⁠?《⁠电影社会主义⁠》[Film Socialisme, 2010]从集体斗争的角度提出了这个问题⁠。通过普利斯涅尔⁠,《⁠〈⁠假战⁠〉预告片⁠》重新审视这个问题⁠,透过几位“⁠草根激进分子3⁠”的独特旅程⁠,因她们自愿投身于秘密而无闻的地下生活中⁠。这两部电影都被背叛笼罩⁠。然而⁠,拜那张名为“⁠Mais 68⁠”(⁠“⁠但⁠,68⁠”⁠,镜头12⁠)的字幕卡所赐⁠,1968年五月[Mai]的革命事件——这场让-吕克⁠·⁠戈达尔亲自投身并彻底改变其人生的运动——被赋予了一种乐观主义⁠,这在以往作品中前所未见⁠,比如说《⁠21世纪的起源(⁠对我而言⁠)⁠》[De l’origine du XXI siècle (pour moi), 2000]⁠。

参考上文⁠,第208页⁠,2018年7月24日的短信⁠。

面对普遍的历史性背叛⁠,忠于理想的个人信念犹存⁠:“⁠上面写着⁠,我需要对自己选择的噩梦保持忠诚⁠。⁠”(⁠约瑟夫⁠·⁠康拉德《⁠黑暗之心⁠》⁠,1899⁠,引用于镜头15⁠)⁠。

○ 试图去表现缺失图像的终身尝试⁠,作为去思考他者的基础⁠。

这里不难留意到⁠,《⁠〈⁠假战⁠〉预告片⁠》中摘取的声音段落⁠,立刻对《⁠我们的音乐⁠》中的自杀片段做出了解释⁠。在说出“⁠我不相信俄语⁠”(⁠镜头14⁠)后⁠,奥尔加念诵了《⁠西西弗神话⁠》中著名的开篇⁠:“⁠自杀是唯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4

“⁠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阿尔贝⁠·⁠加缪《⁠论荒诞⁠》⁠,《⁠西西弗神话⁠》[1942]⁠,巴黎⁠,加利玛出版社⁠,1962年版⁠,第15页⁠。这句著名的开场语被引用在电影《⁠永远的莫扎特⁠》[For Ever Mozart, 1996]开头⁠,并被意味深长地误引为“⁠《⁠反抗者⁠》⁠,第1页⁠,妈妈⁠”⁠。《⁠致命波莱罗⁠》拍摄团队所使用的初始剧情简介是⁠:“⁠载着阿尔贝⁠·⁠加缪自杀身亡的汽车正驶向萨拉热窝⁠。⁠”

“⁠只有当人不再考虑自己是生或死⁠,其自由才是彻底的⁠”⁠,奥尔加在《⁠我们的音乐⁠》中呼应了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基里洛夫⁠。“⁠我会杀死自己⁠,以此来证实我的反抗⁠,我那全新而可怖的自由⁠。⁠”5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第二卷⁠,维克多⁠·⁠德雷利译⁠,巴黎⁠,普隆书局⁠,1886年⁠,第339页⁠。

但在这里⁠,一种特定形式的缺失被深入探讨⁠:由遮掩产生的缺失⁠。回想《⁠我们的音乐⁠》中对应于《⁠〈⁠假战⁠〉预告片⁠》镜头9至12的声音片段的段落(⁠“⁠这就像一个影像⁠,但来自远方……⁠”⁠)⁠,展示了奥尔加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进入电影⁠:起初模糊⁠,接着年轻女子走近镜头⁠,直视着它⁠,其表达如同来自无声电影⁠:“⁠那您呢⁠?⁠”下一个镜头⁠,她背身走开了⁠,仿佛穿过了摄影机⁠,与我们的目光融合在一起⁠。这种面向观众的质问因此受到一种双重遮掩的支配⁠:《⁠我们的音乐⁠》弃置声音⁠;《⁠〈⁠假战⁠〉预告片⁠》弃置影像⁠;因此⁠,质问有力地存续下去⁠。


附录⁠:论《⁠电影〈⁠虚假的战争⁠〉的预告片(⁠第一次拍摄⁠)⁠》中的五个页面/镜头

以下的书信来往⁠,旨在为称作《⁠剧本⁠》[Scénario]的影片计划几个版本中名为“⁠假新闻⁠”[Fake News]的章节(⁠有时标为第三章⁠,其它时候则为第五章⁠)贡献考古学研究⁠。“⁠假新闻⁠”一章的内容概括如下⁠:“⁠一本小说中的电视嘉宾/角色(⁠阿⁠·⁠莫拉维亚⁠,《⁠错误的野心⁠》[Les ambitions déçues]⁠)⁠”——让-吕克⁠·⁠戈达尔称⁠,这本小说如此美妙而难以施展改编⁠。

然而⁠,从一个项目到另一个⁠,这些书信在《⁠〈⁠假战⁠〉预告片⁠》的第1和40号页面/镜头中得到了回响⁠:那是两幅将红色涂抹在黑色上的抽象水粉画⁠。


发件人⁠:妮可⁠·⁠贝内兹
标题⁠:关于相似性的小故事⁠,或以保罗⁠·⁠德拉罗什[Paul Delaroche]为例
日期⁠:2020年6月29日
收件人⁠:让-吕克⁠·⁠戈达尔

最亲爱的让-吕克⁠,
一个由图像和传说组成的小故事供您查看⁠:
里面有许多著名人物⁠、一位无名英雄⁠、
一个值得回归到人们视野中的图像
以及来自您忠实伙伴的一千个吻⁠。

拿破仑⁠·⁠波拿巴于1800年5月20日跨过阿尔卑斯山⁠。

赝品[Fake]⁠:

雅克-路易⁠·⁠大卫《⁠跨越阿尔卑斯山圣伯纳隘道的拿破仑⁠》(⁠1801年⁠,第二版⁠)

该画在波拿巴本人的委托下⁠,由画家雅克-路易⁠·⁠大卫创作⁠。
  画家的最初设想⁠,是将第一执政官在马伦戈一战中手持宝剑的不朽形象定格下来⁠,但波拿巴倾向于描绘自己“⁠镇定自若⁠,驾于骏马之上⁠。⁠”
  大卫尊照其主顾的指示⁠,成功地诠释了跨越高山的英雄气概⁠。
  第一执政官不同意为大卫当模特⁠;他断言称⁠,亚历山大大帝也不会为阿佩莱斯摆造型⁠。
  没有人在意伟人肖像是否忠于其貌⁠。只要让他们的精神活在图像上⁠,便足够了⁠。
  尽管如此⁠,波拿巴在马伦戈战役中所穿的制服⁠、双角帽和佩剑⁠,还是被提供给大卫作为灵感参考⁠,被他安置在人体模型上⁠。

将近50年后⁠,有历史佐证的修订⁠:波拿巴骑着骡子翻越阿尔卑斯山⁠。

保罗⁠·⁠德拉罗什《⁠波拿巴翻越阿尔卑斯山⁠》(⁠1848年⁠)

以绘画精确性的名义⁠,加斯东⁠·⁠蒂桑迪耶(⁠科学家和气球飞行员⁠)于1874年导演了一出和保罗⁠·⁠德拉罗什有关的情景⁠,在其中⁠,后者看到最早的达盖尔影版照相后惊呼⁠:
  “⁠从今日起⁠,绘画已死⁠。⁠”(⁠载于《⁠摄影的惊奇⁠》[Les Merveilles de la photographie]⁠,第62页⁠)

巨大的讽刺⁠,德拉罗什自己成为了谎言[fake]的受害者⁠。幸好⁠,当时他已不在人世⁠。
  恰恰相反⁠,保罗⁠·⁠德拉罗什(⁠1797-1856⁠)曾是

一位学院派的同僚⁠,弗朗索瓦⁠·⁠阿拉戈曾向他寻求帮助⁠,请他起草一份简短的备忘录⁠,以表明达盖尔的发明对视觉艺术的重要意义⁠。1839年⁠,在向国民议会介绍达盖尔银版照相术时⁠,阿拉戈引用了这份备忘录的选段⁠。

弗朗索瓦⁠·⁠阿拉戈[François Arago]⁠,一位光学专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以及拉马丁政府的战争部长⁠,称赞银版照相术为一项科学和精确的工具⁠。
  阿拉戈在以下的文字中定义了现代概念上的“⁠薄膜/胶片⁠”[pellicule]一词⁠:

“⁠达盖尔先生目前方法的不凡成就⁠,部分归功于其作用在一层极薄的材料上⁠,在真正意义上的‘⁠薄膜⁠’上⁠。
  “⁠我们因此无需担心用于生产它的原料成本⁠。这一成本十分之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阿拉戈还首次引介了“⁠photogenic”[指“⁠光成像的⁠”⁠,后来才发展成“⁠上镜⁠”]一词⁠,这个词将在之后影响路易⁠·⁠德吕克[Louis Delluc]与让⁠·⁠爱泼斯坦[Jean Epstein]⁠:

“⁠银版照相术的其中一项用途⁠,在我看来值得深入探讨⁠:
  “⁠观测显示⁠,太阳的光谱并非连续的⁠,它包含了横向的裂缝⁠,一些完全黑色的光谱线⁠。
  “⁠在那些似乎能产生“⁠光成像⁠”效应的暗射线中⁠,是否也存在类似的不连续现象⁠?⁠”

至于德拉罗什写给阿拉戈的备忘录⁠,它的结尾如下⁠:“⁠总而言之⁠,达盖尔先生令人敬佩的发现是一项对艺术的重大贡献⁠。⁠”

在他的演讲中⁠,阿拉戈并没有引用德拉罗什原版备忘录的这一部分(⁠它直到1930年才完整出版⁠)⁠:

“⁠一旦这一方法[即银板照相术]被广泛熟知⁠,出版不准确的图像将不再被允许⁠,因为届时⁠,人们只需片刻即可轻松获取某个地方最精确的图像⁠。⁠”

关于银板照相术的信件手稿⁠,保罗⁠·⁠德拉罗什致阿拉戈⁠,1839

非但没有惧怕银板照相⁠,保罗⁠·⁠德拉罗什热情地支持并认可了摄影复制术⁠,而摄影也给予这种赞誉以回报⁠。德拉罗什的作品成为了首批经过系统性的摄影复制的绘画作品⁠:

罗伯特⁠·⁠杰弗逊⁠·⁠宾厄姆[Robert Jefferson Bingham]⁠,一位从1857年起致力于用摄影复制绘画作品的专家[……]为德拉罗什回顾展目录制作了八十六张摄影版⁠,于1858年展出:
  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此类出版物⁠。

在由Goupil & Cie出版的《⁠保罗⁠·⁠德拉罗什作品集⁠》中⁠,能找到画作《⁠波拿巴翻越阿尔卑斯山⁠》的“⁠情节梗概⁠”如下⁠:

第一执政官于二十日的日出前出发⁠。
  他骑着骡子攀上圣伯纳德山⁠,身披他一贯所穿的灰色斗篷⁠,
  由一位当地向导引路⁠。在险阻的路途中⁠,他表现得心不在焉⁠,仿佛思绪飘往别处⁠。

梯也尔[Thiers](⁠未来巴黎公社的镇压者⁠)⁠,《⁠执政府与帝国史⁠》[Histoire du Consulat et de l’Empire (1845-1864)]⁠。

而在这里⁠,在这本目录中⁠,是宾厄姆为保罗⁠·⁠德拉罗什的画所摄的惊人照片——

换言之⁠:

事实精确性(⁠1848年的画作⁠,作为大卫画作的对位⁠,而现在必须提到的是⁠,后者曾是德拉罗什的导师⁠)
+
技术精确性(⁠1858年的摄影⁠)
=

宾厄姆⁠,1858年⁠,对保罗⁠·⁠德拉罗什1848年画作《⁠波拿巴翻越阿尔卑斯山⁠》的摄影

在此谁更具巧思⁠,竟能允许发表如此一张图像⁠,并在这出关于精确性的战争突然的(⁠再⁠)转折中⁠,使复制成为一种自主的力量⁠:是摄影师⁠、印刷工⁠、还是出版商⁠?

和维克多⁠·⁠雨果的墨画一样美丽⁠,

静候着安托南⁠·⁠阿尔托的油彩⁠。

安托南⁠·⁠阿尔托⁠,《⁠这里葬着⁠》[Ci git (1948)⁠,局部]

(⁠所有的来源和文档供您使用⁠)


发件人⁠:JLG
标题⁠:标题
日期⁠:2020年7月1日
收件人⁠:NB

向您表达一千零一份感谢
就这份历史哲学[historico philo]的洞见
它赋予拾荒者
一种终极的青春
如呼吸吴哥城的空气⁠,如
可怜的沃尔斯6笔下的
吉诃德 —JL

Wols⁠,德国画家和摄影师Alfred Otto Wolfgang Schulze的化名⁠,其主要在德国活动⁠。 ——校者注

前面引用的图像是“⁠Açone⁠”(⁠乔治⁠·⁠马修[Georges Mathieu]⁠,1948年——作品曾得到安德烈⁠·⁠马尔罗的推广⁠)的复制品⁠,让-吕克⁠·⁠戈达尔在心脏的位置画上了一抹红色⁠。这并非过失之举⁠,而是一种叠印⁠:戈达尔在他就《⁠剧本⁠》项目的手记本中用这张复制品来阐释沃尔斯的一段文本⁠,后者曾被让-保罗⁠·⁠萨特在《⁠手指和非-手指⁠》一文中引用⁠,这篇文章又曾深刻启发了《⁠影像之书⁠》[Le livre d’image, 2018]⁠:

用手指来阐述「⁠手指并非手指⁠」这个事实⁠,不如用非-手指来阐述「⁠手指并非手指⁠」的事实那样有效⁠。用白马来阐明「⁠马不是马⁠」的事实⁠,不如用非-马来阐明「⁠马不是马⁠」这个事实那样有效⁠。

宇宙是一只手指⁠,万物皆为马⁠。7

语出《⁠庄子⁠·⁠齐物论⁠》⁠:“⁠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校者注

如同——尽管在肖像学上是相反的——白玫瑰的例子⁠,这类图像再一次深刻展示⁠:让-吕克⁠·⁠戈达尔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在多重条件下被决定⁠、滋养和饱和⁠,因而丰沛不已⁠。每一个图像⁠,无论表面上多么简单⁠,都是一串充满事实与思辨的长久历史的一角——无需被认识便能被理解⁠。

在所有赋予这些图像必要性的前提中⁠,这两幅红与黑的水粉画或许溢满着一出关于精确性的疯狂故事⁠,允许它们得以扩展⁠、自主⁠、以及复现⁠。戈达尔的这些水粉画延续了他为《⁠剧本⁠》准备的笔记本(⁠2020年7月⁠)中类似的黑色水粉画⁠。无疑⁠,它们也在涂改的动作和抽象绘画之间确立了一种简洁且狂喜的聚合⁠。涂改⁠,曾经作为工作中的技术痕迹⁠,在戈达尔从2010至2020年代的电影和作品中⁠,愈加频繁地变成了一种装饰性的动机⁠;至于抽象绘画⁠,这一次⁠,我们很难不从最常见的符号角度去理解它⁠:红色即是“⁠热望[ardent espoir]⁠”的胜利⁠。

《⁠〈⁠假战⁠〉预告片⁠》所呈现的最后一个完成的例子⁠,带领我们来到注有“⁠佳能⁠”标志的三幅白色单色页面⁠,即第4⁠、35和37号镜头⁠。第一个镜头沉默⁠,后二者则有声⁠。这些镜头突出了摄影相纸的技术物质性⁠,它们的背面成为了其承载图像最具体⁠、朴素且重要的锚地⁠,近似于《⁠永远的莫扎特⁠》结尾所听到的乐谱翻页时的声音⁠,与音乐交相呼应⁠。加在一起⁠,以其极端简洁的视觉形式⁠,它们实现了一种三重融合——在白纸⁠、文学与电影之间⁠,拜片名镜头中倾斜的罗伯托⁠·⁠波拉尼奥的文字碎片所赐⁠,并概括了《⁠假护照⁠》的叙事⁠:“⁠银幕变成白色⁠,如同一个阴谋⁠。⁠”这段文字⁠,被黑色框出⁠,又被红色包围⁠:

基里洛夫的枪声将成为最后的革命信号⁠。因此⁠,促使基里洛夫去死的并不是绝望⁠,而是他人对他的爱⁠。在结束这种难以描述的精神遭遇之前⁠,血泊中的基里洛夫说出了一句与人类苦难一样古老的话⁠:「⁠一切安好⁠。⁠」

斯塔夫罗金

您相信来世的永⽣吗⁠?

基⾥洛夫

不⁠,但我相信今世的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