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奥托⁠〉在德国电视台播映所做的介绍⁠》中⁠,让–马里⁠·⁠斯特劳布[Jean-Marie Straub]向观众简述了电影《⁠眼睛不想一直闭着或者也许有一天轮到罗马自己选择⁠》[Les yeux ne veulent pas en tout temps se fermer, ou Peut-être qu'un jour Rome se permettra de choisir à son tour, 1970]的大致情节和创作方法⁠。因此⁠,我在这里不再赘述影片故事的起承转折⁠,但提及该短文有助于我们理解于伊耶–斯特劳布如何从处理其电影材料⁠:通过对高乃依原作《⁠奥托⁠》[Othon]台词的列举(⁠抑或是“⁠抄写⁠”⁠)⁠,以及对被拍摄场景的历史的铺陈⁠,事实的雄辩已跃然纸上⁠。

这些短文⁠、笔记和材料被收录于2016年由莎莉⁠·⁠沙夫托[Sally Shafto]编辑⁠,Sequence Press 出版的《⁠写作⁠》中⁠,该书按照线性顺序整理了于伊耶和斯特劳布创作生涯中的文字材料⁠,本身已是一部关于电影筹备⁠、翻译⁠、材料归档⁠、制片和预算等等事务的艺术品——这要拜达尼埃尔⁠·⁠于伊耶[Danièle Huillet]的考究整理所赐⁠。全书简练的线性排序忠于塔西佗式的编年史学⁠,而高乃依的戏剧正是取材于他的《⁠历史⁠》[Histoires]⁠,其开篇恰好从加尔巴到奥托的权力更迭开始讲起⁠。

Writings, 2016

路易⁠·⁠塞居因[Louis Séguin]在其文论《⁠让–马里⁠·⁠斯特劳布和达尼埃尔⁠·⁠于伊耶⁠》中写道⁠:“⁠年代顺序铭刻了出身⁠,以及某种处境——阶级存在⁠、宗教⁠、隔都——的必然性⁠。编年史是政治被掩埋的部分⁠,是政治的基座⁠。⁠” 一部编年史总是简短得令人惊异⁠:它压缩历史和生命⁠,将出生或死亡日期被化为几个字眼⁠,而我们总是惊讶于这些时间的距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遥远⁠。

这种速度统治了《⁠安娜⁠·⁠玛格达莱娜⁠·⁠巴赫的编年史⁠》[Chronik der Anna Magdalena Bach, 1968]⁠,尽管安娜⁠·⁠玛格达莱娜的旁白语速纵观全片从未改变——画外音叙述的并非巴赫妻子的真实日记⁠,而是电影人通过巴赫次子所著的讣告和其它书信所整理成的虚构编年史⁠。统治影片的是音乐家的劳作与孩子的死亡⁠,二者时常分处画框内外⁠,呈现出速率的差异⁠。死亡与疾病的场景被表现为剪辑中的省略⁠,在电影尾声集中爆发⁠:一部如实记录音乐的影片⁠,却在其尾声不再有时间完整拍摄巴赫晚期的杰作⁠,似乎只是匆忙地将旋律穿插到碎片般的段落中(⁠影片前半部精细完整的空间展现一并消失⁠)⁠,演奏和日记一齐被降到画外音之中⁠,如《⁠赋格的艺术⁠》["Die Kunst der Fuge," BWV 1080]中的未完成部分一样⁠,在某一小节戛然而止⁠。

Chronik der Anna Magdalena Bach, 1968

速度在《⁠没有和解⁠》[Nicht versöhnt, 1965]中致力于摧毁线性时间⁠,其中一个家庭在半个世纪内围绕纳粹主义的斗争⁠,以令人眩晕的镜头切分存在于银幕前的空间和演员身上⁠。我们一下子无法识别他们身处何时(⁠除了影片拍摄时的当下⁠)⁠,或是否在扮演另一个人更年轻或年长的模样⁠。但在这部“⁠要求⁠”观众要至少观看两遍以上才能“⁠看过一次⁠”的电影中⁠,几次发生在不同演员身上的重复姿态⁠,例如一个女人枕在其丈夫身上的镜头⁠,通过变奏突然间饱含了跨越时间的情感⁠。

放弃跟随影片的叙述⁠,一头扎入图像和声音之中⁠,自然是一种观看方式⁠,但于伊耶–斯特劳布电影的困难和专注⁠,也无疑确认了二人对叙述本身⁠,或是说叙述材料的强烈兴趣⁠,尤其是文字的声音节奏如何携带叙述的诞生⁠、异变和消亡⁠,关于它如何影响着镜头和剪辑的细微选择⁠。对于文字材料中具体性的敬畏⁠,未必完全是否定性的⁠,唯一被否定的是陈词滥调⁠。

Nicht versöhnt, 1965

如果《⁠眼睛不想一直闭着⁠》常被认为是于伊耶–斯特劳布最“⁠快速⁠”的电影⁠,大概要归功于阿德里亚诺⁠·⁠阿普拉[Adriano Aprà]演绎奥托时的语速⁠。这位电影评论出身的意大利人饰演加尔巴皇帝门下意图夺权的将军⁠,常常只有嘴唇在活动⁠,还有纹丝不动的双眼⁠,经常死死盯住对手演员⁠,几乎就在僵硬的边缘⁠,而他穿着托加袍的身体通过那紧贴着上身的左手⁠,显得固定而绷直——正如莱昂哈特和克里斯蒂娜⁠·⁠朗扮演的巴赫夫妇⁠,演员的手总能恰好地锚定电影的画面⁠,至于特写镜头/面孔⁠,总是因失去了身体⁠,从而需要更主动地寻找重心⁠。

因而⁠,《⁠眼睛不想一直闭着⁠》也是关于那极快的话语速度同一系列缓慢甚至坚持固定不动的事物之间所产生的角力的影片⁠:从阿普拉努力维持的静态⁠、到远景处运动却缺乏变化的现代车流⁠,尤其还有恒定乃至过量的阳光和噪音(⁠第三幕⁠)⁠,包围了影片所拍摄的帕拉蒂尼山平台⁠。塞居因就此写道⁠:

“⁠《⁠眼睛⋯⋯⁠》怀着一种古怪的现实主义企图⁠,竟在历史发生的原址上演⁠:就在帝王建造宫殿的高地上⁠。但这座真实的罗马已经破碎⁠;只剩孤零零的拱门⁠、错裂的墙⁠、碎成屑的砖和折断的柱子⁠。[⋯] 原先受建筑的幽闭⁠、厅堂的华饰⁠、房间的安静⁠、沉默⁠;[⋯] 如今突然危险地暴露在日光的震颤和自由空气的回声之中⁠。[⋯] 高乃依特意说明⁠:场景在罗马⁠,在皇宫之内⁠。可现在⁠,政治被摆到大白天之下⁠,向四面八方叫喊⁠。⁠”

Les yeux ne veulent pas en tout temps se fermer, 1970

因而⁠,《⁠眼睛不想一直闭着⁠》拥有的是一种垂直的⁠,充满层级的速度变化⁠,编年史纵然是一种写作的速度(⁠在事件之后⁠)⁠,而在另一边⁠,事件本身的速度⁠,以及每一个姿态的发生和消逝⁠,同样难以捉摸⁠。仅仅围绕口音⁠,便可以说很多⁠:在《⁠电影手册⁠》第218期⁠,在片中饰演加尔巴心腹之一⁠,被释奴隶马尔西安的让–克劳德⁠·⁠比埃特[Jean-Claude Biette]的文章中⁠,他有幸提供了全片主要角色所操口音的清单⁠:

“⁠各种说话方式的分配如下⁠:普劳蒂娜带有极轻的瑞士口音⁠;卡米耶是佛罗伦萨口音⁠;奥托略带罗马口音⁠;阿尔班是意大利–加拿大口音⁠;维尼乌斯是英语口音⁠;拉库斯是洛林口音⁠;马尔西安是巴黎口音⁠;阿尔比亚娜是罗马口音⁠;弗拉维娅是克雷莫纳口音⁠;加尔巴的口音难以界定⁠;阿提库斯是阿根廷口音⁠;鲁提留斯则带有浓重的罗马口音⁠。⁠”

Cahiers du cinéma, No. 218
Les yeux ne veulent pas en tout temps se fermer, 1970

如果说大多有关于伊耶–斯特劳布影片中表演的论述都难免陷入理论化的境地⁠,且往往基于否定性⁠,多少沦为一些关于布莱希特式“⁠间离⁠”的教条⁠,那是因为这些陌生或“⁠抽象⁠”的表面⁠,总是源于具体的事物⁠。对“⁠标准法语⁠”或心理主义的禁止⁠,对法兰西学院式表演或意大利式暴力配音的抵抗——这自然是有必要的⁠,但正如比埃特在1982年的另一篇文章开篇所述的那样⁠,它是一种“⁠政治的激情⁠”⁠,它出自于仇恨⁠,而于伊耶和斯特劳布的电影还有“⁠美学的激情⁠”⁠,它出自于爱⁠,“⁠爱与恨直接相连⁠,相互交织⁠”⁠。因此⁠,我更相信比埃特这位亲历者的短暂回忆⁠,而我们也不该忘记⁠,布莱希特的创造还和他对行动[acte]的爱相关⁠:

“⁠然而⁠,记忆的障碍⁠、神经紧张的障碍(⁠绝大多数人都不是演员⁠;观众若有本事⁠,尽可自己辨认谁是或曾是专业演员⁠)⁠、八月末烈日下持续站立的障碍⁠,尤其是必须不惜代价维持节奏张力⁠、抵抗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可能发生偏移的障碍⁠,阻止了一切心理表现⁠,也阻止了一切刻意的个人主义干预⁠,只让节奏的意外浮上表面⁠。⁠”

但愿我们能拒绝像看待某种异国情调一般去陈列这口音的盛宴⁠,将其扁平为所谓的“⁠风格⁠”⁠。与其说《⁠眼睛不想一直闭着⁠》是一部快速的电影⁠,不如说是一部字面意义上紧张的电影——非常紧张⁠。通过努力紧跟声音⁠,聆听演员的所有韵律⁠,观者想必能发现⁠,属于“⁠节奏的意外⁠”的时刻已然十分丰饶⁠,且始终沿着高乃依的这条河流而生成⁠:从普劳蒂娜(⁠安妮⁠·⁠布鲁曼 [Anne Brumagne]⁠)在自我隐藏中呈现的理性陈述⁠,卡米耶(⁠奥林匹娅⁠·⁠卡利西 [Olimpia Carlisi]⁠)在独白中那脆弱但自觉的抵抗⁠,到加尔巴(⁠恩尼奥⁠·⁠劳里切拉 [Ennio Lauricella]⁠)那股对自身权威深信不疑的语气⁠,或是拉库斯(⁠让–马里⁠·⁠斯特劳布 [a.k.a. Jubarite Semaran]——任何听过此人采访的观众都不会否认其作为单口相声演员的天赋⁠)那充满矫饰⁠、带着些唱腔的顿挫⁠,而维尼乌斯(⁠安东尼⁠·⁠佩萨贝恩 [Anthony Pensabene]⁠)的腔调越是华丽⁠,越是突出其变色龙的本色⁠。借助高乃依⁠,电影展示了何为虚假的运动⁠,以及何为流动的静止⁠。哪怕电影人给出了保持静态的基本要求⁠,去观看文本⁠、场景和声音如何能带动一个身体⁠,无论动或是不动⁠,便是是去看到影片真正张力的源头⁠:看到风吹起演员的头发⁠、袍子的褶皱⁠,或听到君主话音刚落后⁠,上空传来的飞机轰鸣⁠。

Les yeux ne veulent pas en tout temps se fermer, 1970

那么⁠,若要回到本片这个我不知能如何解释的片名的话——“⁠眼睛不想一直闭着 / 也许有一天轮到罗马自己选择⁠”(⁠分别语出奥托和卡米耶⁠,斯特劳布⁠:“⁠影片自此刻起从戏剧变为史诗⁠”⁠)——那么在本片中演绎《⁠奥托⁠》的演员们正是在向观众递交观看的邀约⁠,通过表演中的困难时刻(⁠演员在一瞬间救回一句将要被吞下的台词⁠)⁠,在阳光下的长久站立(⁠斯特劳布蔑视所谓的“⁠连续性⁠”⁠,因而我们能看到每个镜头中光线如何从不同方位打向演员⁠)⁠,等等⋯⋯ 在阅读让⁠·⁠纳波尼[Jean Narboni]的评论时⁠,我震惊于他对这个标题的解释⁠:“⁠不只是观看它(⁠观看影片⁠)⁠,还要进入其中⁠,轮到我们在其中表演⁠。⁠”1 但转念一想⁠,这显然和当下无数关于“⁠沉浸式体验⁠”的话术不是一回事情⁠。当然⁠,还有那句如今更广为流传的⁠:“⁠让我们冒个险⁠,不经允许就跃入电影中⁠。[⋯] 我⁠,玛格丽特⁠·⁠杜拉斯⁠,所知道的是⁠:《⁠奥托⁠》是从坟墓里被掘出的⁠,自它在1708年被掩埋后⁠。⁠”2 这些动词和电影的剪辑一样充满了暴力的动感⁠,如同触摸银幕⁠。

载《⁠电影手册⁠》第224期⁠,1970年10月⁠。

最早载《⁠政治周刊⁠》[Politique-Hébdo]⁠,1971年1月14日⁠。

作为行动/困难的表演⁠,属于于伊耶和斯特劳布的电影⁠,自然也属于高乃依⁠,但归根结底属于银幕前的身体⁠。在1989年何西⁠·⁠桑切斯[José Sanchez]编辑版的《⁠奥托⁠》所附导言中⁠,乔治⁠·⁠福雷斯捷[Georges Forestier]在《⁠论政治⁠,或〈⁠奥托⁠〉中的谎言策略⁠》[De la politique, ou la statégie du mensonge dans 'Othon']一文中准确地提炼了剧作中关于表演的主题⁠:他将戏剧中的政治视为真正的剧场形式⁠,并说明这种戏剧如何成为了高乃依眼中罗马政治的本质(⁠“⁠在缺少一个真正配得上君主之名的统治者时⁠,一个勇敢的人必须尽快构造出一幕表演⁠,欺骗那些掌握权力的怯懦受托者⁠”⁠)⁠,进而形成情境的张力⁠。而《⁠奥托⁠》中的投机主义者无需表演⁠,只需开诚布公地执行其政策(⁠从拉库斯到马尔西安⁠,到盲从二人的加尔巴⁠)⁠,其立场便获得了“⁠正当性⁠”⁠;对于另一些人⁠,表演或(⁠被⁠)欺骗则成了生存之道(⁠从奥托⁠、维尼乌斯到卡米耶⁠)⁠,而奥托则是将这一“⁠政治⁠”行使到极限的人物(⁠当加尔巴指出奥托如尼禄一般贪图享乐时⁠,卡米耶反驳⁠:“⁠可是⁠,一到行省⁠,他便完全成为了自己⁠;他崇高的德性在那里通过辉煌的功业⁠,迅速驱散了此前伪装出来的恶习⁠。⁠”⁠)⁠。

Les yeux ne veulent pas en tout temps se fermer, 1970

表演这一工作最深切地作用于普劳蒂娜与卡米耶这两位女性身上——后者作为高乃依自己的虚构⁠,在斯特劳布看来⁠,代表了“⁠这个意愿从未被顾及的国家⁠”——她们对于表演有最自觉的理解⁠。对于福雷斯捷而言⁠,在第一幕结尾⁠,普劳蒂娜试图说服奥托抛弃二人爱情⁠,转而去“⁠演绎⁠”对卡米耶的爱情时⁠,她已经成为了字面意思上的“⁠场面调度者⁠”⁠;而第二幕第一场⁠,普劳蒂娜的好友弗拉维娅坐向前者生动例举奥托对卡米耶的告白的“⁠演出细节⁠”⁠,其语言也未尝不像最机敏的批评家⁠:

奥托向公主说了一番辞令⁠,
更像宫廷中人⁠,不像真正的爱人⁠。
他圆熟的辩才⁠,优雅地把沉默与冒昧
连贯成为借托⁠,[⋯]
他刻意安排的手势⁠,他经过节制的目光⁠,
不让一句话听任偶然⁠:
他讲述的一切只有华饰⁠;连叹息也一丝不差 [⋯]

Les yeux ne veulent pas en tout temps se fermer, 1970

福雷斯捷指出⁠,由于弗拉维娅的二次记述⁠,奥托的求爱完全在不可见处发生⁠,而剧作中司空见惯的反转和暴乱大多也隐于幕后⁠,省略和压缩随时重构舞台前人物的张力⁠。这自然要归功于高乃依的才华⁠,显然也同于伊耶–斯特劳布的喜好不谋而合⁠。但更令人震惊的戏剧发生在第四幕第四场⁠,这是普劳蒂娜和卡米耶在片中为数不多的对话⁠,就当二人即将走到看似相反的命运中时⁠:卡米耶的不妥协激怒了加尔巴⁠,无论如何都将失去皇位⁠;普劳蒂娜则被两派势力分别推至漩涡中心⁠,无论如何都将获得那尊没有实权的王座⁠。亚历山大诗体被贯彻在二人的对话之间⁠,简短的问答近乎让二人互相完成诗行的韵脚⁠,台词更是近乎对位⁠,令二人彼此成为对方意志的镜像⁠。于伊耶–斯特劳布的书面化表演在此获得了真正的丰富和速度⁠,完成了电影在镜头中表现文字的不可能梦想⁠:二位女演员念白空隙的反应时间近乎可以忽略不计⁠,她们无需思考便说出心中所想⁠,整场戏似乎成为了对高乃依文本的四手联弹⁠,如快速读完一封阅后即焚的书信一样⁠。

Les yeux ne veulent pas en tout temps se fermer, 1970

本文在此已经引用了太多人的话语⁠,但我想只有这样才能一窥编年史的速度⁠。不同于上述的几部电影⁠,在《⁠眼睛不想一直闭着⁠》中⁠,事件确实在短暂的时间内接二连三地发生⁠,角色们无时无刻不在强调时机紧迫⁠,似乎一切的命运都能在几句话内被锚固定或改写⁠;同样⁠,只需要寥寥几句地记述事件⁠,历史那虚构般的眩晕才会再度袭来⁠,而正是在一次双重虚构中(⁠画框外奥托假死的阴谋⁠、画框内阿提库斯通过谣言离间加尔巴阵营⁠)⁠,奥托才不会成为通过假死而封王的阴谋家⁠,而是一位“⁠已然死去⁠,但以皇帝的身份复生⁠”的悲剧英雄⁠:他因失去了和普劳蒂娜的爱情——他最初忠于的角色——而“⁠死去⁠”⁠。真正的悲剧在于⁠,奥托在台词中不止一次传达过对于死亡的心愿⁠,尽管普劳蒂娜要求他“⁠必须活下去⁠”⁠:

为何不许我一死⁠,逃开这残酷挣扎的野蛮折磨⁠!

某种程度上⁠,奥托在历史上短暂的王权⁠,在电影终了时便已然消逝⁠,留下今日的遗迹和一颗干净的镜头⁠,它在人物离场后⁠,还在风景中驻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