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远离创作十多年后⁠,刘伽茵⁠,这位曾以两部独立电影令世界瞩目的电影作者⁠,以一种谦逊而不失自信的姿态回归了⁠:久违的新作《⁠不虚此行⁠》⁠,一个关于写悼词之人努力与其委托者们建立“⁠真正的交流⁠”的故事⁠,是她首次在常规的制片方式之下完成的作品⁠。如果仅从风格层面来谈论一位作者⁠,那么这部电影的确与理念极其鲜明独特的《⁠牛皮⁠》系列有着巨大的差异⁠。然而⁠,正如导演本人所深信的那样⁠,尽管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变化是必然的⁠,但也仍有一些东西不曾改变⁠:平视生活⁠,爱自己的人物⁠,不任意简化情感和现实⁠,从鲜活的生命经验中汲取灵感⁠,以及最重要的⁠,“⁠和故事完全站在一起⁠”⁠,也即⁠,选择与故事本身相符合的表现方式⁠,而不是刻意强调一种高于故事的“⁠个人化⁠”标签⁠。正因为这样的立场⁠,我们不需要借助任何外显的风格⁠,也能辨认出这就是她的作品⁠。

借着《⁠不虚此行⁠》在内地院线公映的机会⁠,异见者编辑部对刘伽茵导演进行了一次线上专访⁠,她与我们分享了这部新作的创作理念⁠,以及故事和技术上的一些具体细节⁠。

异见者编辑部⁠:您的早期作品《⁠牛皮⁠》和《⁠牛皮贰⁠》被广泛视为华语独立电影的里程碑⁠,这两部电影仅由一个三口之家用极其简单的设备拍摄⁠,但其粗粝的风格令人尤其难忘⁠;而您的新片《⁠不虚此行⁠》选择了规模更大⁠、更专业的制作⁠,也采用了相对更为主流的电影手法⁠。您怎样看待这样的变化⁠?

刘伽茵⁠:人处在不同的阶段⁠,要表达的内容和与之相应的表达方式就会有所不同⁠。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这可能是一种规律⁠,我自己也符合这样的规律⁠。十几年前⁠,我也并不是那么有意识地要用那种方式拍电影⁠;在那个阶段⁠,那样拍对我来说是其实是最恰当的方式⁠,甚至有可能是唯一的方式⁠。并不是我被迫选择这样拍⁠,也不是为了让别人怎么看我⁠、或者说想要成为做这件事情的人而选择这样拍⁠,而是内外很统一⁠、自洽的选择⁠,特别自然⁠。但回到2004年⁠,很多人觉得你不可以这样拍电影⁠。我拍完了之后⁠,人们仍有可能觉得“⁠这不是电影⁠”⁠。当然对我自己来说⁠,这样的拍摄方式是可以的⁠,所以我也没有跟任何人商量⁠,我就这样去拍了⁠,但是拍完了之后还是会听到一些反馈的声音⁠。我并不拒绝听到其它声音⁠,但我的性格决定了我不是特别容易受到别人的干扰⁠。

牛皮 (2005)

我觉得这一次《⁠不虚此行⁠》的创作也是一个比较自然的过程⁠,到了这个阶段⁠,我就会想讲一个这样的故事⁠,会想起这样的人⁠,这部电影也比较自然地进入到了一个常规的制作方式中⁠。虽然院线片在时长上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这方面肯定与此前的作品有差异⁠,但我在写剧本时完全是为自己创作⁠,除了我之外没有人改过这个剧本⁠,这就是我现在的表达⁠。但是这样常规的制作方式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各种工作环节对我来说都是新的⁠。不过我仍然可以较好地完成这件事⁠,因为除了创作本身的经验⁠,人生所有阶段获得的所有经验都会用在创作上⁠。

异见者编辑部⁠:影片中⁠,许多人物讲述了他们逝去的亲朋好友的故事⁠,其中⁠,齐溪饰演的邵金穗讲述的故事占据了影片结构最关键的位置⁠。可以问一下您为何选择这个故事作为全片重心吗⁠?

刘伽茵⁠:我觉得在一个比较自洽的叙事状态里⁠,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和他们的故事都会找到自己的位置⁠,而这位置其实基本上是唯一的⁠。邵金穗的这一段故事也几乎是它唯一能发生的地方⁠。另外⁠,邵金穗不是这个行业的人⁠,其实更容易看到本质⁠。并且邵金穗是一个言语非常快的人⁠,别的人想说什么话之前可能先要想一想⁠,而邵金穗就直接把话说出来了⁠,这对于闻善这样性格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得到一个可以去说出一些话的情境⁠;以前不能讲的事⁠,现在可以讲了⁠。

异见者编辑部⁠:您刚刚提到邵金穗“⁠更容易看到本质⁠”⁠,是否可以理解为⁠,她不仅仅是一个讲述者⁠,同时也是一个类似于闻善的观察者⁠、倾听者⁠?

刘伽茵⁠:是的⁠,对于闻善来说⁠,她是一个倾听者⁠;而闻善又不太容易得到一个被倾听的情境⁠。他这样性格的人很容易被人误解⁠,而他又不爱去解释⁠,所以说话——也就是关于自身的表达——对他来说其实是有风险的⁠。只有邵金穗能给他一个完整的⁠、不带太多成见的被倾听的情境⁠,她让闻善能够不那么小心翼翼⁠。

异见者编辑部⁠:关于邵金穗⁠,我还有一个问题⁠:扮演邵金穗的演员齐溪⁠,其表演方法更偏戏剧化⁠,相对于其他人而言似乎有比较大的差别⁠。作为导演⁠,您让这种舞台剧式的表演出现在最终的电影中⁠,是出于怎样的一种考量呢⁠?

刘伽茵⁠:我觉得这就是演员在她自己的理解中呈现出来的邵金穗⁠。她是非常生动的⁠,和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每一个演员都会给她自己所塑造的角色带来自己的理解⁠,这是很好的⁠。我不是特别理解你说她与其他人有比较大的差别⁠。

异见者编辑部⁠:您认为他们的表演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刘伽茵⁠:也不能说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但我觉得在电影里都是融洽的⁠。因为有这样的邵金穗⁠,我们才会看到这样双人关系里的闻善⁠,他们的表演是互动的⁠。对我来说⁠,拍摄现场有着很多在好的演员之间才会有的那种相互影响⁠、那种默契——你进一步⁠、我退一步的默契⁠。我觉得这恰恰是这样两个性格的人在一起时会有的一种感觉⁠:邵金穗进入闻善房间之后⁠,她会支配这个房间⁠,就像这个房间的主子一样⁠,她一屁股坐在了闻善的转椅上⁠。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没有人会坐在闻善的转椅上⁠。这是一种小小的冒犯⁠,是一种支配⁠。同样⁠,在对话中她也是支配者⁠。但正是这种支配给了闻善表达的自由⁠。稍微有一点冒冒失失的性格反而会让闻善这样的人放松⁠。

异见者编辑部⁠:是的⁠,邵金穗这个角色是带有一种幽默感的⁠。这恰恰也是我们非常喜爱您的作品的一点——它们在悲伤之外总有乐观和幽默的一面⁠。

刘伽茵⁠:对⁠,潘聪聪也是⁠。

异见者编辑部⁠:《⁠不虚此行⁠》关于死亡的部分平静而沉重⁠,但也有许多让人会心一笑的台词和动作⁠。您的前作《⁠牛皮⁠》也是如此⁠。您是怎样调和电影中的不同情绪⁠,以至于它们明明在质上不一样⁠,但却可以很好地共存⁠?

刘伽茵⁠:我觉得这些不同的情绪在质上是一样的⁠,因为在生活中⁠,我们没有那么统一的情绪⁠。统一的情绪是简化的⁠、标签化的⁠,当我们要尽可能快地将它们描述出来⁠、达成共识的时候才会采用⁠:进商场时有着统一的开心⁠,去饭店吃饭时有着统一的兴高采烈……但在生活中不是这样的⁠。比如我参加过的追悼会⁠,大家都到得比较早⁠,在等待的时候⁠,不是所有人都在哭⁠、都在难过⁠,我们也会回忆起那些有意思的细节⁠,我们也会笑⁠,这样的笑我觉得是非常温柔和真实的⁠。在生活中⁠,我们没有被规定必须表现出统一的情绪⁠;只是当我们要描述情绪⁠、要用影像去呈现它时⁠,才采用了统一的方式⁠。

我也一直在写东西⁠,我也写过不一样的东西⁠,不同性质的作品会有不一样的要求和规定⁠,这也是正常的⁠;如果我去做那样的作品⁠,可能也会选择统一⁠。但对于《⁠不虚此行⁠》⁠,我的态度就是不去统一⁠、不去简化各种情绪⁠,而是真正地表达它们⁠。有了这样的态度和价值观的同时⁠,也要具备把它呈现出来的能力和技术⁠。如果呈现得不好⁠,这样的效果也就没有了⁠。

异见者编辑部⁠:我很好奇您提到的能力和技术是什么⁠,因为看到这样的作品我们会非常地惊叹⁠,但是又不知道它是怎么生成的⁠。

刘伽茵⁠:如果只谈剧本⁠,比如对白写得是否到位⁠、对话所发生的情境的选择⁠、道具的使用⁠、主题的传达⁠,把它拆分成一个一个板块来说的话⁠,那么这就是编剧该做的工作⁠。你决定要写的剧本是某种风格⁠,就会在这个风格里面去执行你的叙事⁠。但另一方面⁠,这也确实不完全是技术和经验⁠。也许是因为我是一个愿意去了解别人的人⁠。电影中没有一个人物是我生活中的人⁠;并不是我认识这样的人⁠,或者我采访了这样的人⁠,然后把他们放进了我的电影⁠。我就是我⁠,我认真生活⁠,这就是我的“⁠采访⁠”⁠,因为所有这些情感和生活方式都在我的人生经验里⁠。如果我要去写我人生经验以外的东西⁠,那我当然要去做功课⁠,因为我不了解⁠。但是我写的这些⁠,人物们所说的话⁠、人物们的情感⁠,是我了解的⁠,我在写的时候⁠,我是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我在说他们所说的话⁠。从三十岁到四十岁这整个漫长的时间里⁠,我在努力成为一个能够去了解别人的人⁠,我也在感受人和人的关系⁠。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也许我的写作能力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形成的⁠。

异见者编辑部⁠:您说您的电影来源于生活经验⁠,如果用某种术语去描述这样的想法⁠,也许就接近于我们所认为的“⁠自然主义⁠”⁠。您怎么理解虚构和现实之间的关系⁠?

刘伽茵⁠:《⁠不虚此行⁠》的剧本在气质上是单纯的⁠,但在其它层面并不简单⁠,反而非常复杂⁠。所以它当然是虚构的⁠,也包含很多技术和技巧⁠。我觉得你所说的“⁠自然主义⁠”很难用在这部电影上⁠,因为它涉及到的还是一个选择⁠。我们最后选择的方式是真实性⁠、写实性⁠,以及最重要的⁠,平视生活⁠。但是我们在讲故事⁠,是在虚构⁠,这是一个最大的前提⁠。这部电影是一部剧情片⁠,从前到后都在讲故事⁠,不能因为它注重细节⁠,就说它是“⁠自然主义⁠”⁠;细节原本就是要有的⁠。

异见者编辑部⁠:“⁠自然主义⁠”确实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可能我想说的是⁠,在电影中⁠,现实跟虚构之间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界限⁠,它们共同连接在那个被称为“⁠真实⁠”的地方⁠。然后像您提到的细节⁠,我也不会认为它们标识出了所谓的自然主义⁠,而是觉得它们类似于某种触点⁠,通过这些触点⁠,我们能够被拉进一个更广阔的真实之中⁠。

刘伽茵⁠:我们很难在短暂的时间中对于真实性这样的词汇达成共识⁠。并且⁠,我要反复强调《⁠不虚此行⁠》是一部剧情片⁠,它真的在讲故事⁠,它选择了一个最适合这个故事的呈现方式⁠,而这个呈现方式仍然是剧情片的方式⁠。真实感⁠,是因为之前的每个步骤都做到位了⁠,才会呈现⁠。假如什么都不变⁠,换一个表演方式⁠,或者假如我写的台词没有现在的完成度⁠,还有真实感吗⁠?但这其实都是一样的⁠:这样做⁠、那样做⁠,它都是剧情片⁠,都是在讲故事⁠。

异见者编辑部⁠:说到讲故事⁠,在贯穿整个故事的现实主义基调中⁠,小尹的出现带来了童话一般的奇幻性⁠。将闻善笔下的角色具象化为一个真人⁠,对此您是出于怎样的用意呢⁠?

刘伽茵⁠:其实这也是比较现实的⁠。写东西的人和自己笔下的角色之间就是会有这样的关系⁠。这在别人看来是奇幻的色彩⁠,而对我和闻善来说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

异见者编辑部⁠:也就是说⁠,您笔下的角色会像小尹这样真实地出现在您所在的空间中吗⁠?

刘伽茵⁠:对⁠。生活当中我们也都会和自己对话⁠,没有人觉得和自己对话这个事情很奇怪⁠,这不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吗⁠?用这样的方式表现出来⁠,是因为我没有觉得它是特别的⁠,而是平常的⁠,所以也没有刻意去强调它⁠。对于写东西的人⁠,这真的不罕见⁠;罕见的可能是我没有故意让它显得特别⁠。

异见者编辑部⁠:作为一部以对话和讲述占据大部分篇幅的电影⁠,《⁠不虚此行⁠》里的中文口语的感染力是非常强大的⁠。可以分享一下您在写作对白以及指导演员念白方面的经验和理念吗⁠?

刘伽茵⁠:先说演员念白的部分⁠。在与演员沟通的过程中⁠,大家要对创作的风格⁠、气质达成共识⁠。因为对台词和对白的处理是涵盖在所选择的表演方式里的⁠。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对人物的理解要达成一致⁠,对电影的拍摄风格⁠、审美要达成一致⁠,然后在围读⁠、拍摄时就不会有偏差⁠,这一切我觉得都是取决于对人物和创作风格的理解⁠。剩下的其实是对每句台词的非常具体的把握⁠:用什么样的语气⁠?用什么样的方式⁠?这里面也包含了技术和技巧⁠,因为会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可以尝试⁠,但这仍然在我刚才说的那个前提之下⁠。

再说对白的部分⁠。对于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而言⁠,对白就是会占较大的比重⁠。让人物在情境下说出合适的对白⁠,并且让对白完成它的剧作任务⁠,这是必须要做到的⁠。当然我也喜欢自己写的对白⁠,但我的意思是⁠,这其实不是额外的事⁠,不是锦上添花的部分⁠,而是主体的一部分⁠。对我来说⁠,这就是本分⁠。我在写这些对白的时候会代入到人物的位置去想⁠、去写⁠,或者说是用心在写⁠。我之前说了⁠,我是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很多很多日子里⁠,在很多很多的白天⁠、下午⁠、傍晚⁠、夜里⁠,我是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你终究是要写好⁠,终究是要找到那句话⁠,“⁠要想声音变老⁠,你得先活到老⁠”⁠,你会找到这个句子的⁠。当然它不是单打独斗的一句话⁠,而是由内而外的一种表达⁠。所以它也不只是台词⁠,因为台词写作里当然有一些规律和技巧⁠,但每个人也都有自己更习惯的方式⁠。

异见者编辑部⁠:您此前透露《⁠不虚此行⁠》是完全依据剧本拍摄的⁠,而且这个剧本不是分镜头剧本⁠,是文学本⁠。请问在您的创作中⁠,对影像的构思是在哪一个阶段开始的⁠?

刘伽茵⁠:写剧本的时候⁠,一些东西其实就已经在里面了⁠。进入到电影的筹备阶段⁠,自然就开始了这部分的工作⁠,和摄影和美术指导去沟通⁠:我们要什么样的画面⁠,以及我们一定不要什么——有时候⁠,不要什么可能更重要⁠。美术和摄影两块工作实现的方式也不完全一样⁠,但是在价值观⁠、审美⁠、风格气质的总体要求之下⁠,大家逐渐能感受到我所想要的东西的轮廓⁠。我也有一些非常具体的要求⁠,比如说什么是不要的⁠,这个部分是沟通中比较关键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工作就是一个不断淘汰的过程⁠:不要这个⁠,不要那个⁠,剩下的就是需要的⁠。

此外⁠,《⁠不虚此行⁠》的风格不是一个强调自己风格的风格⁠,它比较像闻善的性格⁠,不强调自己的存在感⁠。但它是恰当的⁠。而这一种不引人注目的风格⁠,对于摄影和美术来说其实很难找到支点⁠。强调任何一个部分⁠,都会更容易得到一个支点⁠;但是普通的生活不好找这个支点⁠。“⁠平视生活⁠”不是很容易做到⁠,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不能忘记你要去讲故事⁠。但是最终⁠,在所有这些原则之下⁠,还是能够去实现我想要的风格⁠,这其中大量的沟通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闻善住的房子是北京的出租屋的样子⁠,这个户型⁠,这个面积⁠,在北京是特别普遍的⁠,要想把它还原和写实要做很多功课⁠。并且⁠,在这是一部剧情片的前提下⁠,是否要去简化⁠、修饰它⁠,换句话说⁠,美化它⁠?比如增加30平米⁠?比如房子不要这么旧⁠?比如家具要新一点⁠?但不是⁠。这就是北京出租屋的样子⁠,屋子里就是有在前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各个租客留下来的不成套的东西⁠。

异见者编辑部⁠:您刚才提到了摄影⁠。我们也发现⁠,《⁠不虚此行⁠》主要由固定镜头组成⁠,有一种沉静的氛围⁠;但许多镜头并非完全固定⁠,而是在微微晃动⁠,非常特别⁠。请问这是有意为之吗⁠?

刘伽茵⁠:这其实是按照闻善的心境来设计的⁠,他比较有安全感时⁠,画面会微微动一下⁠;其它时候则是固定的⁠。这也不是要特别去强调⁠,但我们希望影像和主人公的心境是符合的⁠。

异见者编辑部⁠:所以这有点像主观化的表现⁠。

刘伽茵⁠:对⁠,是闻善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以及他自己生活的方式决定了外在⁠。

异见者编辑部⁠:在《⁠不虚此行⁠》对固定镜头-画外空间的运用中⁠,我们能看见《⁠牛皮⁠》系列的影子⁠,例如开场打断闻善和王先生对话的噪音⁠、餐馆里进进出出的人物⁠,还有闻善打电话时背后走过的北极熊……您在这一方面有什么样的考虑呢⁠?

刘伽茵⁠:我对声音比较重视⁠。一些画外的信息量是要通过声音来塑造的⁠。我比较看重这个部分⁠,声音后期做的时间也相对比较长⁠,做声音后期的时候我一直都是和声音指导在一起⁠,我特别喜欢在棚里做声音⁠。其实我们不想去特别强调这些⁠,但我觉得这样处理会更有质感⁠,更有流动性⁠。这似乎是比较本能的一个选择⁠。

北极熊刚好出现在闻善身后这件事情⁠,是一个恩赐⁠,不是我们的安排⁠。我们没有拍很多条⁠,去等北极熊出现在恰当的位置⁠;那天北极熊就是在那儿走动⁠。选择在那个地方拍也不是为了北极熊⁠,而是因为那个长廊是蓝色的⁠,那个空间很像给妈妈打电话时所在的空间⁠。北极熊那天刚好也还没有回去⁠,它一直都在后面走⁠。闻善在前面走⁠,它在后面走⁠,确实有一种很特别的感受⁠。我知道北极熊在那儿⁠,但是我并没有想刻意去安排⁠。这是一个很自然地形成的场面调度⁠。

异见者编辑部⁠:这是一种偶然性的馈赠⁠。

刘伽茵⁠:对⁠,所以也很弥足珍贵⁠。现在回忆起来也还是觉得很美好⁠。

异见者编辑部⁠:电影中的猫也是吗⁠?

刘伽茵⁠:猫是原本就在剧本里面的⁠。猫是按剧情“⁠出演⁠”的⁠,它出现在电影中的位置和在剧本里出现的位置是一样的⁠,剧情也是一样的⁠。

异见者编辑部⁠:我看了电影的片尾花絮⁠,还以为它也是偶然出现的⁠。

刘伽茵⁠:确实是偶然的⁠,那个小区里面就有这只猫⁠,而且它对我们很友好⁠,所以我们不用去外面找一只猫⁠。并不是因为那里有一只猫⁠,所以这个电影里面才有一只猫⁠。它跟剧本是完全一致的⁠。

异见者编辑部⁠:那您最初在剧本里写猫是出于什么想法呢⁠?

刘伽茵⁠:写猫就是因为我喜欢猫⁠,胡歌也喜欢猫⁠,剧本里也有这个余地⁠。而且猫其实是很多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不管他们养不养猫⁠。就算不养猫⁠,大家也都在谈论猫⁠,对吧⁠?狗也是一样⁠,但因为我喜欢猫⁠,所以在电影里面就是猫⁠。另外⁠,猫也是小区的一部分⁠,是很多环境的一部分⁠。比如很多高校都有自己的流浪猫⁠,好多人毕业了之后⁠,怀念学校⁠,怀念校园生活⁠,其中就会包含学校里的流浪猫⁠;很多小区都有流浪猫固定的住处⁠,邻居会在那儿放些吃的东西⁠。所以猫⁠,其实是在一个环境⁠、一个社区中很常见的存在⁠。

异见者编辑部⁠:《⁠牛皮⁠》系列采用宽画幅⁠,机位常停留在手的高度⁠;而《⁠不虚此行⁠》则采用了更窄的画幅⁠,机位普遍更高⁠,在许多外景中我们只看到人物的上半身⁠。这样的改变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您是如何与您的摄影师合作的⁠?

刘伽茵⁠:它就是更适合这个故事⁠。不是说因为我想要这样的画幅和机位⁠,才会这样拍⁠;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故事⁠。因为有这个故事⁠,所以会有和故事相匹配的画面⁠,而不是一种标签⁠。这一点对我来说是一个强烈的原则性问题⁠。我没有必要放什么个人标签在里面⁠:它就是我的作品⁠,无论如何你都能看出来它是我的作品⁠。这一次选择的风格⁠,是与这个故事⁠、和这个主人公相契合的⁠,所以一定程度上其实不是我想要什么风格⁠,而是这个故事想要什么风格⁠。而我和这个故事是完全站在一起的⁠,所以我想要的和它想要的不会矛盾⁠。

这个故事的气质和闻善的那种状态就是不适合16:9⁠,我和摄影师在这一点上很早就达成共识⁠;我们要一起去找到适合这个故事的画框⁠。现在这个画幅比⁠,我们是在主场景⁠,也就是在闻善家里决定的⁠。这个画幅会显得比较“⁠老实⁠”⁠,同时也没有那么主流⁠。选择16:9的话有个别画面可能是适配的⁠,但是整体的感觉就不适合了⁠。我们也没有想用很特殊的画幅比⁠,这真的就是在现场找到的⁠,我们试了很多很多种⁠,觉得这种比较接近⁠,刚好是1.55:1⁠。但是你说1.54:1行不行呢⁠?其实也行⁠。但是因为155是我的身高⁠,所以这个画幅是他们送给我的礼物⁠。

异见者编辑部⁠:我突然想到⁠,相比于《⁠牛皮⁠》系列⁠,在《⁠不虚此行⁠》里我们更多能看到人物的脸孔⁠,但实际上在看整部电影的过程中⁠,会发现脸孔似乎不是特别重要⁠,反而他们讲的那些话——或者说讲述这个动作——明显更为重要⁠。

刘伽茵⁠:你其实已经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了⁠。重要的是讲述的过程⁠,或者说是人与人之间真正交流⁠、真正建立联结的过程⁠。闻善试图和别人建立真正的联系⁠,他努力在很短暂的时间里去了解逝者⁠,同时⁠,他其实也是在了解他所对话的每一个活着的人⁠,不管这些人是不是有足够的耐心⁠,能不能接受他的工作方式⁠。这些交流原本并不是真正的交流——如果你去回忆万晓勇⁠、万晓梅⁠、王先生和他对话的方式⁠,会发现这些都不是真正的交流⁠,是闻善在让这些成为真正的交流⁠,哪怕非常短暂⁠。闻善真的试图去了解别人⁠,也许这就是他的问题⁠,也许这就是他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顺利⁠。但是在交流成为真正的交流的时候——按戴锦华老师的话来说就是——人才会成为真正的人⁠。这种真正的交流并不容易⁠,并且很多时候⁠,尤其在工作中⁠、或者在城市生活里⁠,它也被认为是不需要的⁠。但是人和人之间是有真正的交流的⁠,它是好的⁠。哪怕只有十分钟⁠,这十分钟是好的⁠,它会让我们的关系不一样⁠。我体会过很多次真正的交流⁠,所以我知道它很重要⁠。

换句话说⁠,讲述与倾听代表了人⁠。人物是不是要给特写⁠?如果没有这样的对话⁠,我就给特写⁠,那这就不会是你现在所看到和喜欢的电影⁠。所以⁠,人与人能建立联结⁠,不是因为我能把你看清楚⁠,而是因为我们之间有真正的交流⁠。所以⁠,当万晓梅和闻善能互相看见时⁠,他们进行着这样的交流⁠;而最后万晓梅没有看见闻善⁠,但闻善在角落里看见万晓梅⁠,这是真正的交流⁠。万晓梅和她二哥也能有真正的交流⁠。这是生命中特别可贵的事情⁠,你会被这样的事情滋养⁠;它会留在你的心里⁠,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

异见者编辑部⁠:您认为交流是人的本质⁠,换言之⁠,人何以为人⁠,其原因正在于交流⁠。您这样的理解⁠,更多是出于个人经验的吗⁠?

刘伽茵⁠:我可能没有那么主动地去这样想⁠,但是我自己在生活中是一个想要去了解别人的人⁠。这是个人经验⁠,但同时它也完全不是孤立存在的⁠。我相信不是只有我这样⁠,否则那些交流和沟通没有办法实现⁠。这是有来有回的⁠,它带给了我力量⁠,对此我心存感激⁠。

异见者编辑部⁠:从《⁠牛皮⁠》到《⁠不虚此行⁠》这一段时间里⁠,您为什么没有再继续创作电影呢⁠?

刘伽茵⁠:首先是⁠,直到这个故事之前⁠,没有那么想讲⁠、想分享的故事⁠。其次就是⁠,你越不拍⁠,你就会离它越远⁠。并且你在生活中已经有了一些其它要做的事⁠,在另外的一个轨道上也有收获和平衡⁠。并不存在说因为我没有在创作⁠,我就没有认真生活⁠,我的生活就黯然失色⁠;我在做我的工作⁠,而且我也做得非常认真⁠。当然⁠,我终究还是要回归创作⁠,但是在人生价值这方面⁠,拍电影和不拍电影⁠,两者其实是平等的⁠。

异见者编辑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也为《⁠不虚此行⁠》提供了充足的养分⁠。

刘伽茵⁠:如果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就没有这些感悟⁠,我也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人⁠。毕竟我们都是被自己的经历所塑造的⁠。你多活一天⁠,这样的塑造就会继续⁠,你就会明白更多的事情⁠,认识更多的人⁠,有更多的交流⁠,看到更多的东西⁠。在没有拍电影的这十几年里⁠,我就是这样一点点变化了⁠。我是在人和人的关系里⁠、在和别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慢慢变化⁠,这一切都很自然地发生⁠。当然我可能的确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人⁠,做什么事情都做得比较认真⁠。认真是一个我改不掉⁠、也不想去改的一个属性⁠。但这对一个人来说是好还是不好呢⁠?在一些时候⁠,认真变成了我人生中的障碍⁠,带给我很多伤害⁠,但我都接受⁠,我是一个接受型的人⁠。而我也仍然会保持着自己不一样的地方⁠,但这并不是刻意保持——这种保持和它所带来的接受是一体的⁠。

异见者编辑部⁠:十多年来⁠,您的电影理念相对于当年有着怎样的变化⁠?

刘伽茵⁠:我不是完全清楚这算不算电影理念的变化⁠,但应该是的⁠。因为已经过了这么多年⁠,我从二十多岁变成四十二岁⁠,我的创作不可能没有变化⁠,但是所有人都会明白⁠,这里面仍然有不变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有变化⁠,同时又有不变的东西⁠,不管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部作品⁠。我觉得这两者是一致的⁠,而且都是好的⁠。

异见者编辑部⁠:您受哪些作品的影响最多呢⁠?

刘伽茵⁠:我看的东西特别多⁠,我看电影⁠,还看大量的剧集⁠,还有书⁠;更重要的可能是生活⁠。所有的东西都会影响你⁠。当你真的喜欢一个东西⁠,对它有思考时⁠,它就会成为你的人生经验的一部分⁠。剧集和电影对我来说也是平等的⁠。有那么多把故事讲得那么好的剧集⁠,那么优秀的故事和讲故事的人⁠。你会尊敬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能把故事讲得这么好的人⁠,他们愿意去讲这样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