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因何而喜爱一位电影创作者？当我们面对格斯·范·桑特[Gus Van Sant]的美丽新作时，我们多半会问自己这个问题。对于使这位波特兰导演成为同辈中最重要的导演的那三部电影——从《盖瑞》[Gerry]到《最后的日子》[Last Days]——我们并没有感到这般的震惊。但如今，我们发现了其他电影创作者无法提供的东西：一种自信、有把握且坚定不移的信念，在个人意愿和接受挑战的驱使下创作作品。
为什么选择拍摄《悸动的心》？但又为什么选择拍摄《心灵捕手》[Good Will Hunting]？或者《盖瑞》？或者《惊魂记》[Psycho]的诡异翻拍？首先是制作一部聚焦于异性恋情侣的亲密电影——这是导演以前从未尝试过的类型——并用好莱坞模式讲述这个“爱情故事”的欲望和挑战。可以想象，这会引起《最后的日子》的影迷们的批评，他们会认为这部电影缺乏野心。但是格斯·范·桑特重新发现了行走电影[walk-film]这一形式，这遵循了他的“年轻之死”三部曲（《盖瑞》《大象》《最后的日子》）中的事前验尸[pre-mortem]原则：故事讲述一个受父母去世困扰的男人爱上了一个只剩几个月可活的年轻女人。导演自此讲述了他们这几个月内的友谊。
然而，把这个主题简化为此前的死亡三部曲中的死亡倒计时是可惜的。这样我们就无法理解三部曲对于必将来临之事的使用方式的独创性。我们也就无法理解《悸动的心》的独创性。他试图做的，比拍第四部由哈里斯·萨维德斯[Harris Savides]拿着斯坦尼康拍摄不快乐的青少年的作品还要困难。这是因为格斯·范·桑特害怕循规蹈矩。挑战在于从这个沉重的主题中提炼出情节剧，从患癌青少年向感伤喜剧[sentimental comedy]的转变。挑战在于混合不同的基调。必须最大限度达到平衡以维持这种脆弱的均衡，包括了演员身体性的脆弱以及导演的极度精妙的选择。这种轻盈的均衡在琐碎细节、低级趣味和死亡临近所带来的变态迷恋中滋养自身。格斯·范·桑特因此在《悸动的心》中找到了两个美学层面的挑战：纯粹克制的愉悦，他很少停留在这一点上（这是一个爱情故事）；以及不同类型的混合（情节剧和感伤喜剧），他之前已经为此种混合创造了一个完美的范式——虽然其风格或许没有此般流畅——即他那部梦幻般的《我自己的爱达荷》[My Own Private Idaho, 1992]。
但在这部光芒四射的影片中，最奇怪的是亨利·霍珀的存在。他脸上的每一个表情都随时有可能呈现出他父亲——丹尼斯——的特征。他只需稍稍眯起眼睛，我们就会回到1955年，《无因的反叛》[Rebel without a Cause]的年代。当影片的片尾字幕结束，出现了对丹尼斯·霍珀的献词时，一种更深的情感吞噬了整部影片，仿佛影片的故事就是这位角色的背景。这对父子之间的相似性增强了它的力量。
Technical information
----------------------
published on Thu May 04 2023
source added at Thu Sep 24 2026 01:39:03 GMT+0800 (China Standard Time)
source modified at Thu Sep 24 2026 01:39:03 GMT+0800 (China Standard Time)
generated at Sun Oct 18 2026 20:58:58 GMT+0800 (China Standard Time)
took 2.22ms to render
messages: (n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