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 = 爱 + 战斗⁠。爱⁠:巴赞⁠。战斗⁠:特吕弗⁠。两种关于批评的理念⁠,一种通向理论⁠,另一种则通向论战⁠。一种通向正义⁠,而另一种通向不义⁠。通往真理⁠,或通往风格……我们从一极驶向另一极⁠。

—— 《⁠批评是什么⁠?⁠》⁠,电影手册编辑部

先从《⁠关于王家卫的三点讨论⁠》收到的一条评论说起⁠。非常发人深省⁠。请允许我全文引用⁠:

“⁠正直地(⁠或富有同理心地⁠)批评王家卫的前提是信任王家卫⁠。信任⁠,这里面包含着一种爱⁠。如果你爱⁠、你信任一个孩子⁠,你就不会那么频繁地把那个孩子和那些‘⁠别人家的孩子⁠’频繁地比较⁠,并用显而易见的(⁠几乎是不证自明的⁠)差距去诘难你的孩子⁠。我觉得我们不一定真的要爱(⁠或信任⁠)王家卫⁠,但不爱是改变不了任何人的⁠,即改变不了爱的人⁠,也改变不了不爱的人⁠。⁠”

这位评论者敏锐地注意到⁠,批评首先是一种爱的艺术⁠。当一位学者对一部电影长篇大论⁠,未必是出于爱⁠。我们都知道齐泽克只是拿林奇和基耶洛夫斯基当做精神分析的案例⁠。大卫⁠·⁠波德维尔也并不必须爱小津和爱森斯坦才能出版他们的专著⁠。感兴趣(⁠去分析⁠、拆解⁠)⁠,认为有价值(⁠作为研究对象⁠)⁠,并不是爱⁠。但一位批评家只有爱一部电影⁠,才会捍卫它⁠,为它写下文字⁠。巴赞不只是认为《⁠公民凯恩⁠》[Citizen Kane‎, 1941]“⁠很重要⁠”才就其与萨特展开辩论(⁠就像萨特认为《⁠伊万的童年⁠》[Иваново детство, 1962] “⁠很重要⁠”那样⁠)⁠;更重要的是⁠,他爱威尔斯的电影⁠,就像他爱布列松⁠、罗西里尼⁠、雷诺阿⁠。如果不是因为一种几近狂热的爱⁠,里维特不可能以“⁠银幕之上便是霍克斯天才的证据⁠”开篇⁠,戈达尔也不可能在文末断言“⁠电影就是尼古拉斯⁠·⁠雷⁠”⁠。

Nicholas Ray

爱⁠,意味着被其所触动⁠,意味着与其产生共鸣⁠,意味着与其分享⁠、交换了一些什么⁠。爱⁠,电影之爱(⁠cinephilia⁠,“⁠迷影⁠”⁠)⁠,是一种情感⁠,它发生在理性之前⁠。但这不是在说它是反理性的⁠,相反⁠,它是理性最直接⁠、最纯粹的形式⁠,以至于它表现为一种直觉——我们的情感替我们先一步做出了判断⁠,而这一判断的意义⁠,往往只有在事后才能逐渐理解⁠。因此⁠,塞尔日⁠·⁠达内告诉我们⁠,批评⁠,就是去理解你的爱⁠,去理解你情感的直觉⁠,去运用理性⁠、运用修辞来表达它⁠,为它辩护⁠。并且⁠,正如这位评论者所说⁠,爱关乎一种信任⁠,而信任意味着接纳⁠。我们不会苛求我们所爱⁠、所信任的人去做到他们力所不能及的事⁠:我们不会责怪洪常秀太过依赖于自己附近的生活⁠,因为正是从那里他才能创造出无穷的虚构⁠;相反⁠,我们也绝不会挑剔《⁠新月一章⁠》[2024]的影像不够精美⁠,它们已经从“⁠私⁠”的起点走向了更远的世界⁠。

新月一章 (2024)

但爱不等同于溺爱⁠,它并不必须是盲目的⁠,并不必须忽视一切缺点⁠。爱也意味着对不爱的诚实⁠,对无法认同的诚实⁠,对批评(⁠criticism⁠,这里取“⁠批⁠”的贬义而不是“⁠评⁠”的中性⁠)的诚实⁠。有时候⁠,正是爱驱使着我们做出了一些最有价值的批评⁠。批评《⁠铃芽之旅⁠》(⁠すずめの戸締まり, 2022⁠)是因为爱《⁠天气之子⁠》(⁠天気の子, 2019⁠)⁠。而《⁠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君たちはどう生きるか, 2023⁠)⁠,我们中的一些人爱它⁠,另一些人对它失望⁠,而失望也是出于爱的期待⁠。即使是对于同一位作者⁠,同一些作品⁠,也没有谁的爱是“⁠标准⁠”的⁠、永恒不变的⁠。爱必然以不爱为限度⁠,爱内含着否定⁠。对于韦斯⁠·⁠安德森⁠,有的人止步于《⁠法兰西特派⁠》[The French Dispatch, 2020]⁠,有的人继续爱⁠。对于沙马兰⁠,有的人偏爱《⁠第六感⁠》[The Sixth Sense‎, 1999]⁠,有的人宁愿选择《⁠分裂⁠》[Split, 2016]⁠。爱正是一种选择⁠,以及对选择的坚持⁠;另一方面⁠,爱也是一种变化⁠,一种偶然⁠,一种发现⁠。我不再像以前那样爱卡拉克斯了⁠。但我发现了新的爱⁠:克拉莫⁠,刘伽茵⁠。对布列松⁠、阿克曼和沙马兰的爱则一直伴随着我⁠。而当你以为你已经忘记了一些电影⁠,久别重逢却让爱复燃⁠,只是今昔非比(⁠一种王家卫主义⁠?⁠)⁠。我看了三次《⁠岸边之旅⁠》(⁠岸辺の旅, 2015⁠)⁠,三次《⁠大象⁠》[Elephant, 2002]⁠,从爱⁠,到不爱⁠,再到更强烈的⁠、但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爱⁠,发生了什么⁠?这便是电影之爱的神秘⁠。

岸辺の旅 (2015)

爱并非永不动摇⁠,它必将面临失望⁠,挫折⁠,乃至消亡⁠,然后重新开始⁠。爱会变化⁠,恰恰证明了爱不是抽象的⁠、宏观的⁠、一锤定音而后亘古不变的⁠,它只能被具体的事物唤起⁠,也作用于具体的事物⁠:你爱的是一位作者⁠、一部作品⁠,是其拥有的一个个特质⁠,是每一次被其触动的体验⁠,是在这体验之中你与其分享⁠、交换的东西⁠。然而你并不是辨识出了这一项项⁠,才决定去爱⁠;爱不是计算或推理的结果⁠,而是一种整体的冲动⁠,它在瞬间便确立了自身⁠。人们不是因为某物拥有了什么才爱它⁠,而是爱某物后⁠,才意识到它原来拥有着这个⁠、这个⁠。最强烈的爱甚至会让我们困惑⁠:为什么⁠?而后到来的是一种可疑的循环论证⁠:相信你的爱是正确的⁠,你才能发现它为何正确⁠。但必须相信⁠。不信⁠,只会导向漠不关心的多疑症——你见过那样的人⁠,他们评论电影如同套用公式解题——而相信⁠,才能让爱从直觉通向理性(⁠虽然未必次次成功⁠)⁠。这便是电影之爱的正义⁠。

批评是一种爱的艺术⁠,但批评绝不能只有爱⁠。爱很多时候是脆弱的⁠。爱不仅会变化⁠,它还会被背叛⁠,被扼杀⁠。爱也不可能遍及一切对象⁠。你不可能爱整个世界⁠。即使是上帝的普遍之爱⁠,也建立在对魔鬼的憎恨之上⁠。同理⁠,当我们说“⁠我爱电影⁠”⁠,我们指的也当然不是所有电影⁠,而是一些电影⁠;而当我们爱一些电影时⁠,我们必然恨另一些电影⁠。爱会开启批评的情感⁠,恨也同样会点燃批评的欲望⁠。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恨不是爱的一种⁠,这是最广为流传的谎言⁠:确实存在一种扭曲变质的爱⁠,它以伤害所爱对象为乐⁠,但那不是恨⁠。恨也不是爱的否定或对立面(⁠这仍然意味着它们构成一个整体⁠)⁠。实际上⁠,恨就是这样一种元操作⁠:判断什么是应当恨的⁠。换言之⁠,恨关乎找到可恨之人⁠,竖立一种外部性⁠,同时借此确立了什么是“⁠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恨就是政治的同义词(⁠阿兰⁠·⁠巴迪欧⁠:政治就是确立敌人⁠)⁠。

正如爱与恨并不对称⁠,爱的批评——即使是“⁠批⁠”评——与恨的批评也完全不属于同一个维度⁠。前者的目的是理解⁠,是建立关系乃至达成一致(⁠我与电影⁠、理性与情感……⁠)⁠;后者则划分立场之差异⁠、阵营之别⁠,以此为基础开启一场论战⁠,并势要在论战之中战胜它的对手⁠,而战胜需要战术⁠。因此⁠,爱的批评是真诚的⁠,恨的批评是策略的⁠。这就势必会将批评从对真理的探寻降格成一种论辩的手段⁠:我们运用激烈的言辞⁠,做出迅疾的判断⁠;我们用断言代替述说⁠,用反问代替疑问⁠;为了更加雄辩⁠,我们将电影概括为标签⁠,将标签简化为词语⁠,像本雅明说的那样⁠,“⁠论战就是用书里的寥寥几句话来毁灭一本书⁠”⁠。这就是批评的暴力⁠:巴赞的正义被特吕弗的不义所代替⁠。这就是作为战斗的批评⁠:迷影不再是电影之爱⁠,而成为了一部战争机器⁠。

听起来很糟糕吗⁠?但现实是⁠,没有人会为战而战⁠,也没有人会为恨而恨⁠。但是为了保卫你的所爱不被排挤⁠、侵占⁠,为了保卫“⁠我们⁠”的生存空间⁠,有时必须拿起武器反抗⁠,有时则要主动出击⁠。没有特吕弗对法国电影的优质传统[Qualité française]的宣战⁠,就没有新浪潮⁠。没有梅卡斯⁠、斯诺等边缘电影人和电影主流保持憎恨的距离⁠,就没有后来的克拉莫⁠、班宁⁠、约翰⁠·⁠塞尔斯[John Sayles]⁠、迈克尔⁠·⁠罗梅尔[Michael Roemer]⁠,占据新美国电影之名的就只会是新好莱坞⁠。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反对王家卫们⁠,反对华语电影的优质传统(⁠尽管假借着“⁠先锋⁠”的名义⁠)⁠,反对主流⁠,或者以边缘的姿态支持主流中的异类(⁠刘伽茵⁠、邵艺辉甚至姜文的新电影⁠)⁠。我们反对⁠,是为了捍卫另一种理念⁠,另一种精神⁠。一种有别于王家卫式的奢侈天才神话的艺术⁠,一种属于贫穷但有创造力的人们的艺术⁠;一种小电影⁠,一种新电影⁠。

Michael Roemer

潘佩罗小组当然不是每一部电影都好⁠,王家卫当然也不是每一部电影都坏(⁠至少《⁠春光乍泄⁠》[1997] 称得上一部杰作⁠)⁠。但我宁要一部潘佩罗小组的不成熟的⁠、但充满潜力的作品⁠,也不要一百部王家卫的公认的优质电影⁠。这不客观⁠!这不理性⁠!这是胡说八道⁠!你疯了⁠!有人叫嚷着⁠。他们端出历史上那些发展到最极端程度的恨的案例⁠,试图将批评者贬低为只知道打砸抢的疯狂民粹⁠,或傲慢得不可一世的独裁暴君⁠,以取消其话语的合法性⁠。但这些人混淆了话语和权力⁠。他们或许不知道真正拥有权力的人往往倾向于保持沉默⁠,因为他们乐于维持现状⁠,以便坐享其成⁠。他们声称你的话语造成了破坏⁠,但忘记了规矩本身才是最本质⁠、最潜移默化的暴力⁠。他们指责你话语中的判断太过草率⁠、粗暴⁠,但却鲜少质疑那些真正在现实中下着判断的主体——电影节⁠、电影学院⁠、电影学者⁠、主流媒体⁠,尽管这些人和机构实实在在地决定着(⁠甚或买卖着⁠)一部作品的命运⁠。为什么⁠?也许是因为他们代表着权威⁠,代表着“⁠客观⁠”吧⁠。

那么⁠,批评或许会不够礼貌⁠、不够克制⁠、不够有理有据⁠,但它绝不会自诩中立⁠;相反⁠,它的使命就是坚持将异见者们卷入论战之中⁠,拒绝让所谓的“⁠客观⁠”不战而胜⁠。一位论战者忠于自己的视角⁠、偏见和局限性⁠,就像一位爱者忠于自己的情感⁠。并且⁠,和爱的批评一样⁠,恨的批评也不会遮掩自己的情感⁠:厌恶⁠,愤怒⁠,蔑视⁠。很多时候⁠,这的确会造成不必要的伤害⁠。但如果说一场充满爱恨之激情的论战是暴力的⁠,那么那些标榜理性的教科书用轻飘飘一句“⁠不太成功⁠”为一部电影⁠、一个作者判了死刑时⁠,岂不是在执行着一场冷静的奥斯维辛大屠杀⁠?暴力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多少电影史上的遗珠被体制埋没⁠,多少有才华和想法的创作者被市场抹杀——而批评正是要让战争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而不是“⁠客观⁠”的黑幕之中⁠。

回到最开始的那段评论⁠,我想在同意其前文的前提下⁠,反驳其最后一句⁠:不⁠,批评从来不是为了改变谁⁠。也许(⁠爱的⁠)批评是为了改变自己⁠,但(⁠恨的⁠)批评绝不是为了改变他人⁠。批评绝不意在教化⁠,那是教科书的目的⁠,它们希望被学习⁠,被遵从⁠。批评则希望被反驳⁠。当我怀着对洪常秀⁠、呢喃核和潘佩罗小组的简朴理念的爱⁠,与对王家卫的奢侈方法的痛恨⁠,写下之前那篇文字的时候⁠,我就期待着一场论战⁠。我绝不会期待大量的认同⁠,若果真如此⁠,只会让人心虚自己是否刻意迎合了大众声音的公约数⁠。事实上⁠,一个好的论战者希望驳倒对方或被对方驳倒⁠,却绝不希望说服对方或被对方说服(⁠但当然⁠,如果真的到了这一步⁠,最好也诚实面对⁠)⁠;对手越是不同意自己⁠,观点的交锋越是激烈和难分胜负⁠,论战就越有价值⁠。论战迫使双方坚持自己的观点⁠,用清晰的话语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仔细聆听对方的观点⁠,乃至借助对方的视差扫清自己思维的死角⁠,在言语的碰撞中激发出更多新的观念⁠。

El Pampero Cine

因此⁠,批评是一场战斗⁠,更是一场对话⁠。对话结束之后⁠,每个参与者的立场不是被更新⁠,就是更加巩固⁠,携带着自己的立场⁠,他们投入到更多创造之中(⁠写作⁠、研究⁠、观看⁠、拍摄……⁠)⁠。而对话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创造⁠。虽然不乏大数据流量的加持作用⁠,但《⁠关于王家卫的三点讨论⁠》的确收获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评论⁠,其中一条评论又引出了本文的写作⁠。并且⁠,不只是论战双方的对话⁠,也是电影之间的对话⁠:只有批评才会试图将王家卫与潘佩罗小组放入同一个维度相提并论⁠,而“⁠客观⁠”的主流电影学早已准备好了分类学的牢笼⁠,等着为他们贴上流派与等第的名牌⁠。

这一点的反例⁠,可见于那篇文章收获的另一条点赞人数颇多的评论⁠,大意是认为⁠,既然不会有“⁠资深影迷⁠”认为王家卫厉害到足以超过哈内克和马力克⁠,那么进行这种比较就毫无意义⁠。我很想知道⁠,这条评论的自信来自于何处呢⁠?我自己就不认为哈内克和马力克是比王家卫更好的导演⁠。我写的仅仅是⁠:哈内克与王家卫的自恋方式不同⁠;马力克在即兴拍摄这一特定方面好于王家卫⁠,他的作品平均质量能不能超过王家卫值得商榷⁠。这就足够说明⁠,这位评论者是如此迷信于自己掌握的知识的毫无争议的客观性⁠,以至于他虽然读着我写的文字⁠,但看到的只是自己观念的倒影⁠。更何况⁠,如果真的有所谓“⁠资深影迷⁠”自认为持有某种不需要经过批评与论战检验的⁠、毋庸置疑的观念⁠,那么其“⁠资深⁠”头衔都值得警惕⁠,不论他是王家卫⁠、马力克还是洪常秀的影迷⁠;而作为洪常秀的影迷⁠,如果洪常秀有一天被人们言之凿凿地列入电影史大师的万神殿⁠,那么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恐怕不是欢呼⁠,而是反思⁠。批评的第一要务⁠:证明没有任何事情是不证自明的⁠。

洪常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