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社论

Z世代的迷影

文|desi

2022年9月13日⁠,让-吕克⁠·⁠戈达尔于瑞士罗勒安乐死离世⁠。转眼间⁠,这位电影人——连带着他所象征的那场激进电影浪潮⁠,以及被它横断的二十世纪——已经离开了我们近四年⁠。我依然记得消息刚刚传出的那天⁠,作为中文迷影阵地的豆瓣首页一片哀悼⁠,每个影迷的心情都沉重了一分⁠。我们曾天真地以为⁠,这位穿着绿色毛衣⁠、抽着雪茄⁠,在INS上违和地直播的老人⁠,既已活着成为了电影史的化石⁠,便不会再有真的死去的一天⁠。但他终究还是离去了⁠,让-马里⁠·⁠斯特劳布[Jean-Marie Straub]与雅克⁠·⁠罗齐耶[Jacques Rozier]也接连随他而去⁠。因为这位傲慢的怪才曾宣称自己将与电影同寿⁠,所以他的离世也一并夺走了电影余下的未来吗⁠?无论如何⁠,从体感上说⁠,2022年之后的几年的确是我们迷影生涯中最沉闷的几年⁠:疾病与战争中日渐分裂的世界⁠,叠加上日渐加剧的产业寒冬⁠,电影节上也少有真正激动人心的新作品和新作者出现⁠。

在这样“⁠历史终结⁠”的时代气氛之中⁠,我们从何而来⁠?2022年⁠,戈达尔去世之时⁠,异见者还不存在⁠。约三个月后的2023年初⁠,借由罗伯特⁠·⁠克拉莫[Robert Kramer]《⁠美国一号公路⁠》[Route One/USA, 1989]的中文字幕发布⁠,异见者正式在互联网上展开了活动⁠。戈达尔离开的四年⁠,也是异见者逐渐成长的四年⁠;期间⁠,我们持续了对这位已故电影人的关注⁠,翻译了他为人忽视的《⁠我们的音乐⁠》[Notre Musique, 2004]⁠、《⁠爱的赞歌⁠》[Éloge de l'amour, 2001]等晚期杰作⁠。今年年初⁠,作为异见者之起点的《⁠美国一号公路⁠》终于在“⁠公路与小径⁠:法国电影史选映⁠”影展中⁠,和另外九部长短片杰作登上了杭州的银幕⁠。而半年后的今天⁠,就在戈达尔的四周年祭这一天⁠,借着我们的德国影展“⁠尘埃中的心⁠”⁠,我们终于能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的千人厅大银幕上放映戈达尔晚期最重要的电影之一《⁠德国玖零⁠》[Allemagne année 90 neuf zéro, 1991]⁠,时值1990年《⁠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签署三十六周年另一天⁠,正是这份条约让两德统一尘埃落定⁠。不过⁠,这并非我们的特意安排⁠,直到排片表官宣之后⁠,我们才忽然发现了偶然赠予我们的这份礼物⁠。

Allemagne année 90 neuf zéro

历史是《⁠德国玖零⁠》的主题⁠,也是戈达尔一以贯之的主题⁠。于是⁠,对戈达尔及其电影史的纪念⁠,让我想起了我们自己的历史⁠,或者说我们与历史的关系⁠。去年下半年⁠,我曾经计划撰写一篇关于异见者几年发展的回顾文章⁠,最终没能完成⁠。翻看留下的残稿⁠,我发现自己试图将我们这个小小的迷影组织的历史定位于两次死亡之间⁠:22年底的戈达尔⁠,以及25年初的林奇——对后者的纪念放映正是我们策展的起点⁠。虽然这有些做作⁠,但也多少道出了我们时代的迷影的真相⁠:我们必须不断面对死亡和失去⁠。事实上⁠,我们的迷影大多正是从死亡之后开始的⁠。在年初纪念雅克⁠·⁠里维特的文章里⁠,唯唯写道⁠:“⁠太多我们喜爱且默默支持良久的杰出的作者⁠,是在他们离世之后才被挖掘和广泛地接受⁠。⁠”确实如此⁠。我们在阿克曼逝世之后才第一次看阿克曼⁠;而当我们第一次看到厄斯塔什⁠、克拉莫或者芭芭拉⁠·⁠洛登[Barbara Loden]的时候⁠,这些作者与我们已经相隔太久远的距离⁠。

豆瓣上有人半开玩笑地用时下流行的互联网语汇⁠,把我们这一代出生于千禧年前后的影迷总结为“⁠Z世代⁠”⁠,仿佛我们是一群新潮的⁠、充满破坏性的⁠、代表未来的小孩⁠,和当下人人喊打的“⁠老登⁠”对立⁠。但我恰恰觉得⁠,我们这个世代的特质绝非一种无忧无虑的“⁠新⁠”⁠;相反⁠,我们是早衰的一代⁠,在残酷地⁠、非人地向前飞逝的未来中⁠,我们过早地开始回望一个自己甚至不曾经历的过去⁠。没有谁比我们更被历史所困扰⁠、萦绕⁠,又隔着一层可望不可即的距离⁠。年初⁠,在“⁠公路与小径⁠”所构建的复数性的地图中⁠,我们终于有机会呈现和串联起异见者念兹在兹许多年的电影和电影作者⁠;在这盛宴之中⁠,我们谈论着迷影⁠,分享着电影之爱[cinéphile]⁠。但⁠,颇为隐喻性地⁠,“⁠尘埃中的心⁠”却成为了“⁠公路与小径⁠”的反面⁠,就像战后德国电影也是后新浪潮法国电影的某种反面⁠:前者没有后者那种任君挑选的丰盛⁠,那种星丛般的多元与生成性⁠;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唯一的⁠、单数的一条——历史脉络贯穿了所有电影⁠。没有激情⁠,没有逃逸⁠,只有现实⁠,现实的艰难⁠,和生存必须的坚持⁠。这或许就是Z世代之迷影⁠,也是任何世代的迷影的不可分割的两面⁠。

但另一方面⁠,我们仍然⁠,和无数从前的世代——最好的或最坏的世代——的年轻人一样⁠,有着年轻人特有的热情乃至狂妄⁠。是的⁠,异见者从诞生之日起⁠,就有意识地试图成为中国的《⁠电影手册⁠》⁠,确切地说⁠,是《⁠手册⁠》中那最不安分⁠、最迷影的好事者小团体⁠。我们捍卫自己热爱的电影与作者们⁠,同时憎恨另一些⁠,不惜以挑衅与夸大的方式⁠,让我们的声音能被世界听见⁠;沙马兰⁠、范霍文和柯南伯格是我们的希区柯克和霍克斯⁠,而(⁠主流⁠)华语电影也像当年的法国优质电影一样⁠,存在值得反对的“⁠某种倾向⁠”⁠。历史⁠,对异见者来说⁠,也像是一面镜子⁠,我们总能找到自己在另一个时代的似曾相识者[déjà vu]⁠。比起从政治与历史里轻盈逃逸的新浪潮一代⁠,我们的处境或许更接近本次德展选片之一《⁠全面退化的人格⁠》[Die allseitig reduzierte Persönlichkeit — Redupers, 1978]的世界⁠,这些女摄影师们携带着自己的热爱⁠,但却必须与机构⁠、与生存不断周旋⁠,很难不让同为策展者的我们跨越时空产生共鸣⁠。而翻看世纪初上海迷影社团“⁠电影101工作室⁠”的旧照片⁠,年轻影迷们齐聚在酒店房间里一同看电影⁠,怎能不联想到近几年蜗居在各种民宿一起看电影⁠、讨论电影和拍电影的我们自己⁠?

Die allseitig reduzierte Persönlichkeit — Redupers
“⁠电影101工作室⁠”

此外⁠,刚刚过去的八月⁠,我们又在社论里纪念了先锋电影史和激进电影杂志《⁠余像⁠》[Afterimage]⁠。在为策展和其它活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发现着各种各样的电影杂志和它们背后的迷影团队⁠:除了《⁠电影手册⁠》还有《⁠电影手册⁠·⁠日本版⁠》⁠,赫尔克⁠·⁠桑德的《⁠女性与电影⁠》[frauen und film]⁠,法罗基的《⁠电影评论⁠》[Filmkritik]⁠,达内的《⁠交通⁠》[Trafic]⁠,德罗姆的《⁠巴特萨⁠》[Balthazar]⁠,梅卡斯的《⁠电影文化⁠》[Film Culture]⋯⋯这些杂志是前互联网时代的迷影根据地⁠,是电影激进分子的“⁠自媒体⁠”⁠。其中还藏有一些隐秘的代际关系⁠: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Der Wald vor lauter Bäumen, 2003]采访玛伦⁠·⁠阿德的克劳迪娅⁠·⁠棱森[Claudia Lenssen]⁠,正是二十年多前《⁠女性与电影⁠》中关于《⁠全面退化的人格⁠》的圆桌的参与者之一⁠。当然⁠,除了实体刊物之外⁠,还有00年代的各种线上电子杂志(⁠参见去年的十二月社论⁠)⁠,以及互联网时代之后(⁠尤其是豆瓣上⁠)的各种观影团文化⁠、迷影小团体⁠,它们是异见者的前身或者后继⁠,此处不再一一列举⁠。所以⁠,异见者当然并非唯一⁠,也算不上什么例外⁠。在历史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有这么一小撮人——通常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想在体制之外⁠、产业之外做点什么⁠,并且比起完全跻身主流⁠,更想保持一种边缘的身份时⁠,便会出现一个“⁠异见者⁠”⁠。

frauen und film
Filmkritik

可以说⁠,异见者在行动的过程中⁠,已经必然带着对自身历史位置的自觉⁠。但这不是一种积极的策略⁠,很多时候只是一种被迫的清醒⁠。我们常常发现自己和前辈们处在相同的困境之中⁠,面对着相似的历史⁠,同样地束手无策⁠。因此⁠,就像我们经常对彼此谈论到的那样⁠,异见者的行事方式中有一种不自量力的疯狂⁠:关于电影⁠,我们总是想做到一切的事⁠,获得一切身份⁠,横贯一切领域——从评论⁠,到翻译⁠,到制作字幕⁠,到策展⁠,再到创作⋯⋯同样⁠,在做一个展映的时候⁠,我们也想做到一切⁠,并且一切地方都做到最好⁠,不管是关于影片本身(⁠选片⁠、字幕⁠、相关评论写作和翻译⁠、映后⁠)⁠,还是展映相关的文化工作(⁠平面设计⁠、文创周边⁠、活动策划⁠、视频拍摄⁠、宣传⁠)⁠。我们异想天开地为自己设定了无穷无尽的任务⁠,然后就这么累死⁠。一方面⁠,这当然是源自我们对电影和影展的热爱⁠,想为一次罕见的⁠、珍贵的活动拼尽全力的热情⁠,并用行动向那些鄙视者证明“⁠我们能行⁠”⁠;正因这种进取的动力⁠,我们每一次都做得更好⁠,从林奇⁠,到“⁠公路与小径⁠”⁠,再到“⁠尘埃中的心⁠”⁠,我们完成了一项挑战⁠,然后立刻奔赴下一项⁠。但另一方面⁠,在这种几乎是竭泽而渔的自我燃烧中⁠,我也不由得察觉到一种近乎自毁性的情绪基调⁠。我们处在一种时间和历史的焦虑之下⁠,抓住机会做一切能做的事⁠,仿佛机会错过了便不会再有⁠。我们倾尽全力做一件事⁠,把每件事都当成是最后一件事来做⁠。尽管我们每一次都在做得更多⁠、做得更好⁠,但未来的承诺却仍不见踪影⁠;电影没有改变⁠,世界没有改变⁠,我们能做得仍然太少⁠,我们仍然在为一种根本性的无能所困扰⁠。这也许是一种幻觉性的焦虑⁠,但无论如何⁠,我们每次都抱着这种幻觉⁠,开始下一场最终冲刺⁠。

异见者每周会议记录(⁠省略无数次零散会议版⁠)与任务排期(⁠计划赶不上变化版⁠)

这就是9月4日《⁠德国玖零⁠》的映后之前⁠,在怯场的紧张之中⁠,我脑子中不断闪过的东西⁠。在90年代和20年代之间⁠,是同一种“⁠终结⁠”的镜像⁠。一方面⁠,是恐怖的加速主义(⁠彼时的晚期资本主义⁠,此时的AI浪潮⁠)⁠,另一方面⁠,却是人作为历史能动者的绝对停滞⁠,深陷于一种“⁠未来别无选择⁠”的无能的忧郁——这也便是《⁠德国玖零⁠》的主题⁠。但是⁠,面对这一终结的时代⁠,仍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时间观念⁠。一种是复古的⁠、乡愁的时间观⁠,因为当下的停滞⁠,转而去投向一种完满的⁠、幸福的旧日幻景⁠,幻想出一个曾经存在⁠、而现在不复再有的“⁠黄金时代⁠”⁠,就像20年代层出不穷的“⁠电影情书⁠”⁠,一众好莱坞电影人们怀念那个有着斯皮尔伯格⁠、科波拉⁠、卢卡斯的电影盛世⁠,就像美国怀念它的80年代⁠,或者西方怀念“⁠宙斯之法⁠”未被破坏的古希腊文明⁠。另一种⁠,则是戈达尔所持有的⁠,也是任何有志于在“⁠历史之后⁠”行动的人所应持有的时间观⁠:历史本就是断裂的⁠,它从未被完成过⁠,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是完满的⁠,值得我们沉溺于怀古⁠;相反⁠,每个时代都留下了无数未完成的问题⁠,在历史停滞⁠、进步幻象消失之后更加暴露出它们的缺口⁠,而我们所要做的⁠,恰恰是要从这些问题重新开始⁠。我又回想起德罗姆在纪念达内的文章时⁠,对达内的电影理念及其受众做出的区分⁠:

有两类不同的达内读者⁠。一类人将他拉往《⁠赤胆屠龙⁠》[Rio Bravo, 1959]⋯⋯这些读者记得这位批评家年轻时与路易⁠·⁠斯科雷基[Louis Skorecki]一起前往好莱坞采访那些年迈的电影人们(⁠“⁠一切早已结束了⁠”⁠,他带着那无可救药的忧郁说道⁠)⁠,同样也记得达内晚年时坚持将《⁠赤胆屠龙⁠》视为“⁠电影之死⁠”的一块里程碑——最后一部伟大的经典电影⁠,如一座能让影迷们藏身隐居的堡垒⁠。另一批人⁠,则将达内引向《⁠猎人之夜⁠》[The Night of the Hunter, 1955]⁠,引向童年⁠,引向种种初次体验之感⁠,引向一种超越所有分类的⁠、前所未见的电影的魔法⁠,引向行走⁠,去发现世界⁠。在这里⁠,达内并不是(⁠迷影的⁠、《⁠手册⁠》的⁠)圣殿的守护者⁠,而是一位觉醒的发现者⁠,他的双眼敏锐⁠,永不疲倦或满足⁠。

Rio Bravo
The Night of the Hunter

这段评论给我的感动⁠,难以说尽⁠。最后的电影⁠,还是第一次迷影⁠?这是Z世代之“⁠Z⁠”的隐喻⁠,字母表的末端⁠,正是从那里⁠,我们必须重新开始⁠,就像戈达尔和罗西里尼的“⁠零年⁠”⁠。“⁠尘埃中的心⁠”是我们的“⁠第一次⁠”⁠,正如“⁠公路与小径⁠”是“⁠第一次⁠”⁠,林奇和《⁠美国一号公路⁠》是“⁠第一次⁠”⁠。而如果说它不可避免地成为“⁠最后一次⁠”⁠,那么虽然不再有“⁠下一次⁠”⁠,但我们永远可以有“⁠再一次⁠”⁠。因为⁠,尽管一切都已终结⁠,但一切也都尚未开始⁠;如果说电影失败了⁠,那么是因为它在历史上从未真正胜利⁠,而我们要做的也不是必须让它获得胜利(⁠然后因为无法胜利而转向一种失败主义的忧伤⁠)⁠,而是在失败与再来⁠、在停滞与重新开始⁠,在“⁠最后⁠”与“⁠第一次⁠”之间中螺旋地前进⁠。因为电影不只是理想的⁠,它也是必要的⁠:尽管口吃⁠,我们仍必须说话⁠;尽管趔趄⁠,我们仍必须行走——行走⁠,心在尘埃中⁠。


II. 八月新片短评

TheDissidents 2026.08平均标准差desiemfRosemaryRosineTWY喷嚏狗夏萝子阳宇宙兔寒枝雀静柜子阿崽
无处安放我的双眼2.290.45
她个人的地狱2.000.82
逃出绝命街1.571.05
牛来1.330.47
欢迎来龙餐馆1.0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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